导游手记：带中国客人参观张国焘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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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客人介绍多伦多的时候，老唐往往会提到白求恩和张国焘，“六零后”年龄段的人，从小熟读“老三篇”，学习“我党十次路线斗争”，对白求恩，张国焘可谓十分熟悉，这两位又都和多伦多有关系。白求恩早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牺牲在中国的抗日前线；张国焘当年叱咤风云，创党建军，晚年客居多伦多，病逝于养老院。按照达总的说法，客人听到自己熟悉的东西，就会对加拿大，多伦多有种亲切感。有时客人就此多问上两句，老唐也就随口多聊一聊。
前一阵子，达总给老唐安排了个“档案馆”团，都是国内省市档案局的领导和专业人士。团长是史学博士，真材实料的，不是那种当领导后利用“业余时间”拿到的博士学位。老唐一提张国焘，马上有人说刘团长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张国焘，老唐知道这回是遇上专家了，庆幸自己没有信口开河，贻笑大方。看看行程，第二天上午在约克大学公务，与设立在那里的安省档案馆交流，老唐还要兼翻译。刘团长说自己长期研究张国焘，这次来想参访一下张国焘的墓地，虽说行程上没有，但请老唐务必安排一下。

按照达总一贯的指导思想，导游必须是杂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都要知道些，这要求对老唐这种粗人似乎太高了点。但老唐自有办法，“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什么东西都喜欢上网查询，临时抱抱佛脚也挺管用。

到酒店把客人安排妥当之后，老唐并没离开，一头扎进酒店的商务中心，开始上网查询张国焘的墓地。数据还真不少，卫星图片，区号，墓穴位置都有。不打无准备之战，老唐连夜去踩点，免得带客人去时东寻西找，显得不专业。夜晚的墓园空空荡荡，杳无人影，凉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换了别人，肯定会头皮发麻，一身冷汗。老唐倒是毫不畏惧，以前在宾州做项目，租住在墓园旁的旧屋，四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晚饭后都到那片古老墓地里散步，读读墓碑上的文字，听听树上乌鸦的叫声，独居在外百无聊赖，寻访旧墓不失为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位于Birchmount和St. Clair交界处的“松山墓园”里灯光昏暗，很难看清墓碑上的字，根据网上提供的经验，老唐先找到高大的“洪门民治党”石碑，再以此为基准坐标，很快就找到了张国焘的栖息地，和网上的照片一模一样，这回老唐心里有底了。



第二天的公务十分顺利，也没什么太专业的词汇，老唐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和客人也开始慢慢熟络了，得知刘团长的老家也是山东，父母一辈的亲友还都在老家。去墓地的路上，两人又聊起起张国焘。以前在软件公司编程时，老唐在网上断断续续地读过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隐约还能记得一些，正好可以作为谈话的切入点。老唐一直认为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物，许多琐碎小事组成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都首先是凡人，凡人做不出伟人的事业，但伟人总有其凡人的一面。张国焘那书里写的东西也不见得都准确， 但凭他的地位和阅历，许多第一手资料是非常宝贵的。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接见美籍华人陈平景时被问到这本书，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周公轻描淡写，一阵太极就对付过去了。其实周对张还是比较客气的，四十年代在重庆的国泰电影院，周曾阻止警卫颜太龙枪杀张国焘的举动，日后再见时周居然绕道走开，不和张直接碰面。五十年代中期曾亲自安排张国焘的次子在广州中医学院学习了五年，算是比较够意思了。也正是这本书的稿费，支持了张国焘三个儿子的学业，三人也都不负期望，学有所成。据说当年在延安，毛主席送别张妻杨子烈时，还曾让她转告国焘，说大家共事多年，彼此要留一点余地。周恩来对张国焘的态度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当年读到《我的回忆》中有关“五四”那部分，老唐联想起自己亲历的“六四”，觉得无论“五四”还是“六四”，都是学生“闹事”，当时的参加者们并不见得都清楚自己的目的，大都是一激动就上街喊口号了。事后经“学者们”这分析，那研究地才理出点头绪，这个重大意义，那个深远影响的，其实学者们也就靠这个混饭吃。看看历次学运领袖们日后的政治立场和归宿就行了，这世界上还是凡人俗人多，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者总是凤毛麟角，绝对的一小撮。


两个人又谈到一四方面军会师。老唐记得魏巍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专门有一章节“相会两河口”，对张毛重逢的场面刻画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张国焘带着一帮手下飞马而至，到毛泽东等人的跟前了才翻身下马，而不是基于礼节远远下马，徒步走来。两边人员的穿戴相差极大，老张这边人强马壮军容齐整，一色整齐的牛皮腰带，随从中有的身挎双枪，再看老毛这边，破衣烂衫，面有菜色。毕竟是小说，有夸张，烘托的成分。毛张两人后来在延安有张合影，别有一番意味，很能说明些问题。照片上毛泽东双手叉腰，巍然站立，张国焘则是背着手，那时还没有PS技术，可以清楚地看出此时非彼时也，毛泽东的气势和派头已经远非两河口那个时候了，张主席已经蔫了许多。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在家里都是长子老大，出来混也都想当老大，既生瑜，何生亮？历史偏偏是这样，乱世豪杰总是扎堆出现，最后鹿死谁手就看谁有天时地利人和。更要看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心慈手软，优柔寡断是做不成大事的，顶多也就是像老唐这样编编程序，干干导游啦！刘团长说党史上对张国焘的罪状主要是三条：一是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二是“长征密电”，三是擅令四方面军西征；上学的时候老唐就觉得这几条都经不起推敲，尤其是第一条。说老张放弃鄂豫皖，那么中央苏区又是谁放弃的？哪能光怪人家外人李德吗？总说是集体领导，怎么一出事就先埋怨个人呢？“密电”是典型的孤证，除了叶剑英，别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渡河西征从头到尾都是奉中革军委之命，一直被遥控指挥。亲历者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也基本否定了这三条指控。但千不该万不该，张国焘不该跑到国民党那边，弄个中将参议，坏了自己半世英名。试想几万红军将士，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枪林弹雨里，围追堵截中，历经一个春夏秋冬，辗转两万五千里，到达陜北的贫瘠之地，借着“北上抗日”的大旗，好不容易有个喘息的机会，你老张一个优美转身，投降了杀戮同志的敌人，换了谁都接受不了。在延安批张国焘就惹了大麻烦，部下许世友，洪学智等带头造反，险成兵变，若不是抗大校长林彪及时抓捕，极有可能酿成大乱，改写历史。那时候张国焘依然身在延安，还被称为“张国焘同志”。可等他三八年一跑，投身国民党，就再也无人替他打抱不平了，毕竟老张身投敌营，背叛了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事业。  

张国焘的确有他的毛病，比较恃才傲物，独断专行，比如除了加伦将军之外，他看不上苏联派到中国的几乎所有代表，认为不能与苏联来往过密，惟命是从，要独立自主。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后来主张的，若要说独断专行，后来毛比张要厉害得多。
刘团长如数家珍地谈论着张国焘，许多东西都是老唐第一次听说，顿觉耳目一新。看来达总说的不错，干导游这行有机会接触各类人士，能学到不少东西。圣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信哉斯言！
张国焘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加拿大度过的，虽非锦衣玉食，倒也衣食无忧。有人根据张国焘的墓碑与他人合用这一状况，说其晚景凄惨，这是比较片面的。双面墓碑这种做法在当时比较常见。张去世时，蒋经国念其旧恩，转赠三千五百美元殡葬费，七九年时这笔钱并不太少，搞个体面葬礼绝无问题。张国焘晚年住在养老院，受义工影响，成为基督徒，三个儿子，八个孙辈，可谓子孙满堂。说其冻毙加拿大有些言过其实，毕竟年过八旬，中过风，数载半身不遂，已经是风烛残年了。起码他活过了毛泽东，家庭生活之幸福程度也远胜于毛。晚景比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陈昌浩等都要好得多。毛主席去世后，《伦敦日报》曾经采访张国焘，他颇有感慨地叹道“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的，那个时代的确已经过去了。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才是幸福的时代，因为只有乱世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