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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一下 中国哪些人才是真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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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外宾时表达的中国政策理念。
28年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众多家庭的财富也有了增长,更多人成为中产。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还有1.28亿人的人均纯收入不到192元/月(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数据),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4%的财富(2010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常年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0.4的警戒线,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说好的“共同富裕”呢?尚在下一个中国梦中。


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气氛中,获得了财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标杆和明星;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财富现实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标靶和出气筒。此时,作为社会既得利益和优质资源占有者的富人,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还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可以借助话语权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先锋——换句话说,富得像个人样,而非富得像个钱样,能有效抵消公众披着仇腐外衣的仇富心态,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


《新周刊》剖析了中国富人们的8种活法,讨论了富人们的坏传统和自我修养,采访了企业家、经济学人、传媒人对富人和公众关系的看法,尽可能多元地呈现了中国富人在公共事务中的表现。 金钱买不到尊严、尊重和尊敬;更守法的创富之道、更多的社会担当,才能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重新认识富人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林语堂在百年前就取笑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句话引来很多身居底层者的自省和共鸣。而一位媒体人士的描述是:“穷人永远是炮灰,革命中是战场上的炮灰,消费社会里是商场上的炮灰。”


联想到无数的卡奴、房奴、月光族,这话也的确不为过。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典型性地描述了这种新穷人是如何产生的:“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而巴塔耶的“耗费经济理论”则认同这种周而复始的、如同宇宙一般的经济大循环是成立的,人们在“耗费”(而不仅是消费)中,走向毁灭与下一次新生。
富人一旦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饱暖思荣辱,则能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但我们能因此对富人抱有好感吗?还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 学者钱理群曾说过: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一代人穷怕了、穷疯了,终于有了一展身手、一哄而上的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上位,以及现阶段的炫富与仇富,都是这种心理失衡的产物。
与此同时,很多富人的心态发生问题,追求到财富,但又发现并非自己的梦想。还为物质所累,外面风光,内里脆弱。这些,都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机遇与创伤。
但是,敏锐的人感觉得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么认知践行的。
富人们应该追问:富了之后呢,你的人格发生变化了么? 2007年7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

“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

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世间财物,为五众所享,“王、贼、水、火、恶子”。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创造了奇迹的“海底捞”、“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说好的共同富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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