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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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在“惩罚”养育儿童的人。每生一个孩子，工资就会降低7%。努力工作就能过上中产生活的“美国梦”破灭了。美国人比我们更早成为算法的奴隶。
“早上起床后送孩子到私立学校，假期可以去海边度假，晚上全家人一起吃一顿不错的晚餐，拥有一栋带车库的房子，时不时可以出门看电影，有俱乐部或剧院的年卡。”阿丽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中写道，这是中产阶级生活的理想图景。以往美国人拥有这样一种共识：只要认真对待学校教育、被好大学录取、认真工作，就可以过上这样安稳舒适的中产生活，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美国关于中产生活的梦破碎了。
如今，教育是一场战斗，无法保障光明的未来，人生时刻可能会被意外的账单压垮，工资增长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夸特在《夹缝生存》中展现了如今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工作是如何从通往安稳生活变成为了生存所做的挣扎的。
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专职作家，“经济困难报道计划”执行主编，致力于报道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文章曾多次发表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书评》等期刊。
《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
阿莉莎·夸特著 黄孟邻 译
理想国|海南出版社2021年9月版
▌生育，阶级滑落的开端
“在共和党候选人口中，孕妇和儿童都被披上了一层怀旧的、浪漫的色彩”。生育率是很多现代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无论政治和舆论如何美化生育，生育与工作和维持生活品质间的冲突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美国的情况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好。即使有着反歧视法和写入制度的平等法案，怀着孕的女性在职场上不仅不会得到什么照顾——需要每天站8小时的工作并不会为她们准备椅子，相反，如果她们精神状态不好，还会面临同事的诘难和老板的冷落。书中写道，“在2011年接受的所有歧视投诉中，有10%来自认为自己因怀孕而失去工作的女性。”米歇尔.布迪格教授给出了这样的数据，对于女性来说，“每生一个小孩，工资都会下降7%”。
而男性即使有帮助之心，往往也没有帮助之力，“职场男性通常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才迎来工资的大幅上涨的，但如果他们休了陪产假，往往就要付出职业上的代价。”许多研究表明，承担育儿责任的男性在工作中会受到不公待遇。在德勤的统计中，三分之一的男性会选择不休陪产假。
把孩子生下来之后，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哺乳。没几家公司给女性“平衡哺乳和工作”的选择，甚至很少有提供一个干净、带插座的“泵奶”的空间。环境将女性排挤到家里，而在那，女性必须依靠丈夫的收入来生活、还要偿还生育产生的费用。在美国，2013年剖腹产的平均费用为16038美元，顺产是12560美元 （这个数字是法国、英国、荷兰、南非等国家的6倍左右） 。而在美国私营企业中，只有13%的雇员能从雇主那得到带薪产假，“其余的人都像水果一样被榨干”。
使用泵奶器为孩子准备母乳的妈妈们需要一个干净、私密、有插座（连接泵奶器）的空间。
孩子断奶后，家庭还要面临辅导、看护、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挑战。但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按时上下班，在规定的时间出现、接孩子回家。24小时日托服务、负责接送孩子的打车服务（Zūm）在美国应运而生。日托服务的价格不菲，在很多地方，婴儿在日托中心的花费比读一年公立大学的费用还要高。请保姆的费用还会比这更高。
同生育、带薪产假一样，美国对日托的补贴远远不及许多欧洲国家，只有杯水车薪的免税政策。与之相比，在德国，每个一周岁以上的孩子都能享受免费的日托服务。
而对中产阶级来说，在学前的阶段，“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她们必须从此刻就开始准备为孩子营造一个能去往常春藤院校的未来。为了让下一代的生活不比自己更糟，中产阶级只能诉诸“优绩主义”，让孩子取得更好的成绩。中产阶级不像最富裕的那些人，能确保孩子从小就受到最昂贵的教育，他们需要用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多的回报。这其中有许多的门道，比如互相间会交换关于择校的各种信息，也可以雇佣家庭教师、把孩子送去预备学校、或雇佣顾问。
美国的公立学校没有排名，但这没有阻止许多父母花时间通过学校的各种数据来分析学校的实力。“特权阶级父母知道需要了解哪些问题，也知道如何找到答案。”此外，“公立学校顾问”这一职业也应运而生，依靠信息的不对等来提供服务。顾问们了解“录取是按学区划分还是抽签；哪些学校有名额给学区之外的学⽣；怎样才能最⾼效地让孩⼦从候补名单进⼊录取名单”等等。
本该保证公平的公立教育系统成了更大的不公平的来源。为了确保阶级地位，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中产以下阶级想要达到阶级跃升难上加难。而根据夸特的调查，中产阶级本身也越来越难“保持其父母一辈的生活水准”了。为了偿还生育和教育服务的账单，他们也正在被掏空。
“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到30岁时有92%的概率挣得比他们的父母多，而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只有大概50%的概率能做到这一点。”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是公立学校中的特例，它由政府资助，但提供堪比私立学校的服务，中产阶级往往竭尽所能将孩子送进特许学校。许多人批评特许学校的腐败问题。图片来自：Rob Tornoe。
夸特指出：“美国正在惩罚养育儿童的人”，生育是无止境的支出和劳动的开端，很难想象有什么能支持人们做出生育的选择。但夸特认为：“对很多人来说，生育仍是一种美好的本能”。她诘问道：“我们会怎么生活在一个敌视怀孕的社会？”年轻一代是整个社会的资产，因此，养育的责任，不应该仅仅靠个人来承担。
▌自由主义背后的美国
如果说生育是中产阶级的噩梦，那这噩梦也是由多个元素造成的，比如，美国的医疗费用昂贵，且没有覆盖全民的廉价医保；人们工作时间不固定，因此不得不寻求日托服务等等。2015年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统计涉及的200个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最大的。与欧洲的福利国家不同，美国长期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渐渐地，资本市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剥削”体系，尤其是技术革新后的当下，新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后面，人们面临着新的困境。
《夹缝生存》中写到Marisol的例子：她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在⼀家超市上班，晚上6点到10点在家得宝（Home Depot）上班，每周⼯作六天。两份工作都是每周29小时，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如果雇员⼯作时⻓达到30⼩时以上，雇主就必须提供医疗保险。”
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并且，也并非所有工作都提供保险，只有49%的美国人享有团体医疗保险。大多数人选择购买私人保险，但保险通常不会支付全部医疗项目费用。选择购买哪家保险服务、弄清楚保险会以多少比例报销哪些医疗项目、哪些医院是包含在保险里的，是既劳心又劳力的事情。如果没有保险，医疗账单会是天文数字。即使如此，根据CPSASEC的统计，在2020年，有8.6%的人全年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医疗账单常常是天文数字，即时大多数保险会承担90%左右的费用，个人仍需支付很大的金额。
“零工经济”崛起，进一步挑战了现代社会的福利与保障机制。所谓“零工”，就是在合同内不规定工作时长。零工经济最初被宣传为“个人可以选择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间开始和结束工作”，是自由和灵活的工作形式。但相应的，它也不需要为员工购买保险和提供其他社会福利。
在美国，“优步”（Uber）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零工经济的模式。《夹缝生存》中写到高中历史教师巴里在空闲时间做优步司机的例子。教师兼职司机并非个例，2015年，在芝加哥，优步瞄准了暑假中的教师群体，通过奖金 （250美元） 吸引教师注册并成为优步司机，并推出标语“教师，带你驶向更好的未来”。教育、修养非常好的这样一种群体，被优步公司以极小的代价利用，为平台增长提供效益。
平台中的零工往往与算法相伴：算法计算出公司在何时需要劳工、需要多少个劳工，给出最具效率的用人方案。当然，算法不会在乎需要劳工的时间是在深夜还是本应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传统的工作时间被打乱了。夸特指出，甚至在很多全职工作中，雇主也不再依赖人工的排班，而是用算法来安排工作，以此来减少“坐着没事干”的情况发生。
“即时”（Just-in-time）工作的比例大量增加。雇主们忽然打电话要求员工轮班的行为已经成了惯例。《夹缝生存》中写道，“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2015年，⽆法预测的⼯作安排⽀配了17%的美国劳动者的⽣活。此后，虽然联邦政府屡次立法禁止，但时间不规律的工作仍然很常见。2014年Gallup做的调查显示，18%的美国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
技术帮助雇主们减少传统工作形式中的低效部分，更有效率地“利用”劳动力。同时，也瓦解了传统的工作给我们的保障：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之余与家人团聚的时刻；一个可以遮风挡雨、不损害健康的工作环境；与工作相伴的社会保障机制；加班或在不合理的时段工作时的额外补偿。这些人们在历史中争取到的权益被资本和技术巧妙地绕开。
并且，零工经济和平台承诺的灵活性渐渐露出了伪装下的獠牙：想要更高的薪资就必须按照算法推荐的时间工作，个人沦为算法的“奴隶”，接受算法的指派，研究算法的规律。零工经济要求劳动者在适当的时间出现、高效、高质量地完成工作，这意味着劳动者必须随时待命，围绕工作的需要安排自己的生活；独自承担培训的费用，直到能达到雇主要求的高质量才能被雇佣；在雇主没有需求的时刻，或自己需要休息的时刻，拿不到任何补偿和福利。很难说零工经济是否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和选择。
优步这样的平台在宣传中大肆强调它们所提供的“赚外快”的机会，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有全职工作提供的保障的基础上。如果在未来，甚至对现在的一些人来说，这种毫无保障的工作成为唯一的选择，那会怎么样？
抗议“零工经济”。
另一方面，针对优步高管的宣传：“让司机获得在本职工作中无法获得的加薪”，夸特指出：“增加工作时间不是加薪”。教师这样体面的职业也渐渐负担不起房租、工资上涨赶不上通胀速度，因而不得不选择在下班后继续兼职打工。做更多兼职劳动，打多份工，日子就还能过得下去，社会勉强保持稳定，种种社会问题就这样被掩盖了起来，而现代人则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过劳之中。
▌路在何方
美国中产及以下阶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形式的剥削劳动、不固定的工作时间、难以承担的养育费用和房租等等。与此同时，工会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劳动法对人们的保护和福利正在被资本绕开。“20世纪60年代，30%的美国⼈都加⼊了⼯会，现在却只剩下11%，⽽私营企业员⼯只有7%是⼯会会员。⼯会失去了议价能⼒，也失去了美国选⺠的⻘睐。”
美国人越来越怀疑工作的意义。2021年4月，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浪潮发端，当月有4百万人辞职，接下来几个月辞职的人数也与此相当。伴随的是“十月大罢工”（Striketober），2021年10月有10万多人参与罢工。同时，在Reddit网站上，创建于2013年的r/antiwork板块，在近两年关注人数成倍数增长，在2021年底有约170万人关注，发帖人倡议人们通过辞职、拒绝消费以及抵制剥削员工的公司来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
面对日益恶化的工作环境，除了“逃”，还有其他选择吗？
人们也在探索算法主导的经济之外的出路。比如，用“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替代利益驱动的平台经济。
优步、爱彼邻等公司推出时，都喊着“分享”的口号：分享你的车和房间给有需要的人，让别人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获得服务，也让自己获得一笔收入。这看似是“双赢”，但一方面，平台几乎是“空手套白狼”，攫取了大量的分红利益。而在调整平台政策时却不需要取得服务提供方和用户的同意。在价格战中，为了压低价格甚至可能损害到服务提供方的利益。另一方面，服务的质量却要由服务提供方全权承担，平台做的承诺与监管微乎其微，这也损害着用户的利益。也就是说，平台经济让买卖双方在自担风险的同时，对经营的服务项目的持续运转没有任何话语权。
针对这些弊端，“平台合作主义”一方面让每一个服务提供者都能参与平台的运营、享受平台经济效益增长带来的回报。在德国，有类似ebay的购物平台：Fairmondo；在文化领域也有内容生产者共同运营的平台，如Resonate音乐平台、Members Media电影平台等等。另一方面，它致力于让服务提供者与用户建立真实的联系，让个体的人不再被压缩成价格数字和服务质量评分数据。《夹缝生存》中写到一种平台合作式清洁工app：“以往的APP就像是⼀只看不到⾯⽬的孤⽴之⼿，戴着⻩⾊的⼿套给你打扫房⼦。新的APP和平台能够培养消费者不再仅仅追求最便宜的服务和最⾼的评分”。
除此之外，书中也记录了“合作家长”和“共居”（co-housing）实验。书中写到，纽约州的玛丽一家人将自己别墅中的部分空间低价出租给另一个家庭，两家人共同生活，租客承担更多的看护工作作为回报。这打破了以往雇佣保姆的模式。而“共居”则有些像“合租”，不过是有孩子的家庭生活在一个场所中，这个场所可能提供日托、看护和打扫服务，有一个很大的共享厨房，定期举行社区家庭活动，不仅让住户们能彼此认识、互相照应，还能让孩子在不孤独的环境中成长。这种形式将传统的大家族与现代的私人空间结合。
Co-housing设计理念图。
所有这些尝试，其宗旨或目标都是将雇佣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将被金钱计算简化成数据的人还原成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让算法控制的人的关系回到看见与感受到其他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面对个人几乎无法承担的养育支出、社会保障的缺失、工作的异化等，社会无法交出让人满意的答卷，也许只能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提携，生存在做不了“梦”的艰难时世。
《中产阶级史》
作者：（美）劳伦斯·詹姆斯 翻译：李春玲 杨典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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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1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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