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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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1）——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控制使命”

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拒绝支付赔款，而柏林则认为需要度过财政难关。战后的德国政府确实曾经打算要按期支付赔款，但政府没能征到所需的税收和财产，因此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按期支付赔款——德国政府求助于外国贷款，而这加剧了通货膨胀。
1922年十月，由于未能处理赔款事宜和通货膨胀，总理被迫辞职。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缺乏政治经验的汉堡-美国航运公司（Hamburg-America Shipping Line）总裁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做继任者。但美男子库诺是工业巨头，艾伯特知道，德国经济要想走上正轨，企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新总理还会讲英语，而且与英美有联系，如果要修订赔款方案，英美对法国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16
库诺11月24日首次对国会演讲时把自己的政策总结为：“先面包，后赔款。”他强烈反对法国图谋夺取鲁尔：“我们没有忽略对我国进行进一步入侵的我国国界之外的可能走向。”他赞美莱茵兰人对协约国占领的“惊人耐心”。库诺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演说家，他赢得的掌声不多，但是结束演讲时他坚定地宣布：“本届政府决不会放弃德国的一寸领土。”议员们起立高呼同意。17
但是，柏林的欢呼声不等于对理智政策的支持。政府希望大幅提高物价和工资，而企业家则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政府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来支付赔款，但企业和工人都不喜欢提高税收。法国威胁占领鲁尔时，企业家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怀疑德国永远也无法满足协约国的要求——因此他们没有动机来帮助库诺。
12月11日，总理提出了修订后的赔款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不仅立即被法国拒绝，也遭到了胡戈•斯廷内斯的报纸《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抨击。总理1月2日的最后提议承诺：根据法国撤出1921年为镇压共产党叛乱而占领的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杜伊斯堡(Duisburg)和鲁尔河口（Ruhrort）的情况，支付200亿金马克，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普恩加莱根本不愿考虑这个提议。
1月9日，法国政府把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描述为“由工程师完成的控制使命”。否认打算发动“军事行动”或“政治性占领”，法国坚持说只派出了“为控制使命提供安全保障所必需的”部队，“不会打乱……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可以继续在和平和秩序中工作。”18
德国人对占领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占领不可能持续很久。他们没有储藏煤和其他原材料，也没有组织来执行政府可能会采用的战略。库诺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法国人会接受他的最后一个赔款提议，普恩加莱会叫停入侵计划。报之以武力不是办法，因为德国军队不允许进入距莱茵河50公里（31英里）之内的地区。库诺及其内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入侵，或者在呼吁全世界支持的同时做出某种抵抗。
德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集中于推迟法国得到煤的时间，直到普恩加莱发善心同意重新谈判赔款事宜。库诺和艾伯特认识到入侵是法国的最后选择，在伦敦和华盛顿等地的批评者要多于支持者。如果德国人用能够唤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同情心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就可能会从中斡旋，法国的经济压力也可能会加速危机的解决。这样赔款事宜就可以被“去政治化”（当时的用词）。如果说德国人有个战略，那就是这个了。19
1月9日，总理库诺要求总统艾伯特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宣言，告诫鲁尔市民，尽管“法国非正义地对一个没有武装、不设防的国家使用了武力”，但是他们仍然要保持平静。当晚，库诺在柏林的帝国政府大厦（Reichskabinettspaleis）与他的内阁和工会人员会面，以便制定一个利益各不相同的德国人都能支持的行动计划。对矿主来说，积极抵抗在经济上十分冒险，因为他们的矿井会被占领，生产会停止。与艾伯特的政党捆在一起的社会党联盟（socialist union）害怕好战会鼓励右翼民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起义，颠覆社会党掌握的政权。总统认为如果雇主合作，那工会也会合作，但库诺和艾伯特都无法使雇主改变主意。20
无论能够集合多少内部支持，总统和总理都开始认为德国必须让占领国付出经济代价。鲁尔的煤对欧洲至关重要；鲁尔这个巨大的工业机器的任何重大停顿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复杂化。库诺认为协约国很快就会正视这个问题，迫使普恩加莱撤军。他期望占领持续不到一个月，法国就会因为代价过高而无力继续。
反对暴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府的抵抗思想中。与该党在东方的亲戚布尔什维克不同，社会党四十年来一直是个不主张革命的政党，因此在任何政治形势下，暴力行动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牟利手段。甚至连反对法国的总罢工似乎也太具挑衅性，对可能会失去对工人的控制力的工会来说，尤其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使用暴力可能会破坏抵抗在英美眼中的形象。在柏林定调的头脑冷静的普鲁士人建议反对任何卤莽行动。21
于是，库诺和艾伯特告诉工会把其会员团结到“消极抵抗”占领（这里使用了甘地十七年前创造的词语）的政策下。总理保证一旦从国会得到授权，就会向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工会活动家确信普通会员很快就会跟进。虽然工人们有理由怀疑柏林是否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政府总是把企业家放在前面——但两年前工会还组织了全国大罢工，使德国的商业基本陷入停顿，阻止了前军官的政变。此外，工人还一直表现出对德国的忠诚，他们都上过学，学校一百年来一直在教他们仇恨法国。他们会抵抗的。
然而柏林一直担心工人的热情走得太远。库诺说，如果斗争带来“惩罚和暴力措施，不可控制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会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小心不要让……民族感情变成支持万字旗的力量。”如果许多工人被迫停止工作，那么“反对法国的抗议可能会变成反对政府的抗议。”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且支持抵抗，库诺感到柏林别无选择，只能对工人的工资和食品供应，以及鲁尔的执法提供补贴。他承认说：“但这造成的经济困难可能最终导致德国的解体。”22
除了感到面前的路十分冒险之外，最初的会议几乎没有提到战略问题。库诺和艾伯特没有为鲁尔的市政府和区政府制定行动路线。在和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官员开会时，总统承认“没有为组织抵抗的方法制定计划。”抗议和示威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会参加？工人、工会和矿主如何从柏林获得指示？柏林如何追踪鲁尔发生的事件？没有人知道。231月13日，入侵发生两天之后，库诺出席了一个下午很晚时间才举行的十分紧张的国会紧急会议，提交他的计划，虽然计划不过如此。屋顶上的旗帜在旗杆中间飘扬。他谴责了入侵并且发出挑衅：“两天前，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入了自由的德国领土……骑兵分队带着出鞘的剑率领着纵队……这种军事行动是对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国家进行的……我要问全世界，是否还有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蒙受着无比的艰难和牺牲，尽管衰弱无力，但还要更加努力和热情地工作着？”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的所有国会议员都起立高呼：“没有！没有！”然后总理说出了德国的选择：“德国政府不能激烈抵抗，但是肯定不愿与这种破坏和平的行为合作。”国会以283票对12票决定政府支持抵抗。24

坐在刺刀上面

甚至在德国政府行动之前，鲁尔人民就已经使法国的“控制使命”比普恩加莱所预期的更加困难。1月10日军队抵达之前，5,000名愤怒的群众出现在埃森的帝国酒店（Hotel Kaiserhof）前——有谣言说这里要接待法国工程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把他们赶出鲁尔。七百名抗议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警察保护大门的封锁线。他们准备好冲上楼去攻击法国人，当时埃森市长站在桌子上求他们回家去，省下精力来对付明天就要到来的法国士兵。一阵爱国歌声之后，人群散去了。25
当天晚间，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enis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的官员收拾好所有重要文件，将其放上开往埃森北方约320公里（199英里）的汉堡的卡车；其余的文件埋在大楼的地板下面。这个辛迪加是全鲁尔的煤田控制中心。没有辛迪加的记录，占领者就不得不接管所有的矿井，而不能只接管产量最高的矿井，这就需要比最初计划的更多的部队。转移辛迪加是胡戈•斯廷内斯的主意，他既拥有矿井也拥有报纸，而且他是保守派的象征。后来他骄傲地指出，没有文件转移，“抵抗外敌的斗争”就会缓慢得多。斯廷内斯在德国任何可能阻碍向法国赔款的行动上都有既得利益：根据赔款协议，运往西方的煤炭售价低于市场价。26
现在媒体开始声援抵抗，声称法国想要使鲁尔脱离德国。一家在鲁尔工人中发行的社会党报纸发表社论，称占领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以暴制暴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主张武装抵抗。”其结论是：“一个法国智者曾经说过：你用刺刀什么也做不了，你只能坐在刺刀上面。现在我们必须让他们看到：你们无法用刺刀来挖煤或运煤。”更多的保守派报纸描绘了史诗般的斗争，诉诸于德国人浪漫的国家观念。《德意志汇报》说：“他们走得越远，回家的路就越长，阿米尼乌斯（Arminius）不是把罗马军团诱入条顿堡加森林（Teutoburger forest）深处，使他们无法逃脱吗？”27
尽管有这些虚张声势的话，这出正在逐渐展开的戏中仍然有着不情愿的演员。1月10日的会议上，德国运输部（Reich Transport Ministry）拒绝支持抵抗，运输部认为法国人或者会强迫德国工人来开火车，或者会征用大部分铁路系统用来转运部队和把煤运往法国。他们争论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鲁尔人民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堪忍受。矿主们一开始就不愿抵抗，如果铁路工人不抵抗，他们就没有理由抵抗。库诺命令铁路系统不要服从法国和比利时的命令，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
最初几天，实际的抵抗是分散的。埃森没有发生罢工，只有几次小规模骚乱。工人们迷惑不解；他们被为鲁尔而战的呼声所唤醒，但没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唯一的行动发生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慕尼黑，那里有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青年民族主义领袖通过哀叹德国的悲惨处境煽动了上万名群众。这个出生在奥地利的人抨击道：“我们侮辱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我们已经成了鄙视的对象，还成了敌人和全世界的笑柄。”28
让工人和雇主团结合作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企业家看不起工人，还有点害怕工人，因为共产主义正在吸引追随者，尤其是在鲁尔。工人们则认为自己的雇主甚至更加吝啬，一个埃森人写道：“我们有些工人甚至说我们是被法国人抢劫还是被德国人抢劫没有什么区别。但感情以外的区别还是有的。我们能够坚持反对鲁尔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因为德国政府很虚弱，我们的老板不能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如果找不到方法来化解这些传统的敌意，抵抗就不可持续。29
当时世界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刚刚过去几年时间，那场战争的中心离鲁尔只有几公里之遥，因此这些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有些人害怕发生一场新的战争；另一些人则认为法国有理由迫使德国偿还其债务。但英美倾向于同情德国人，这正是柏林努力希望获得的反应。美国被认为是战争的大赢家，但现在基本中立，因为其国会已经否决了《凡尔赛和约》的部分条款。据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把德国钢铁从赔款的大火中抢救出来，如果抵抗赢得了他们的心的话。
有些美国人给这一希望推波助澜。评论刊物《民族》（The Nation）赞许地引用了最近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先例。它宣布：“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甘地，一个灵魂的象征，而不是拳头的象征，一个知道仅仅使用精神抵抗就能对今天各个民族反抗更强大武力的斗争有所助益的先知……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对法国侵略的最有力回答就是不合作运动。如果鲁尔的矿工和技术人员足够勇敢和团结，那么他们仅仅是拒绝为法国人工作……就能迅速而有效地回答法国人通过武力来获胜的企图：这样做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30
入侵发生之后不久，由埃米尔•科斯特（Emile Coste）和法军指挥官约瑟夫•德古特（Joseph Degoutte）率领的法国工程团就试图通过保证为他们供应的煤付款来拉拢德国矿主。法国人向德国人购买煤的价格低于市场价，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煤卖给其他国家，用盈利来支付占领的成本——盈利累计约有10亿法郎。与此同时他们可以避免德国政府征收40%的煤炭税，奇怪的是最近三个月中没有征收这个税。柏林的反应十分迅速。如果矿主同意，抵抗就会失败。库诺禁止他们向侵略者供应煤，但是科斯特会见杜塞尔多夫的矿主，命令他们开始供煤，否则就立即逮捕他们。他们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忠于德国。31
蒂森工业帝国的年轻继承人弗里德里希•蒂森（Friedrich Thyssen）充当了矿主的发言人，杜塞尔多夫会议之后几天里，媒体和公众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他宣布：“土生土长的鲁尔人，无论是矿主还是矿工，都有着坚定的思想和不屈的意志。”不过蒂森的知名度使他自食其果：1月20日，科斯特由于拒绝供煤而逮捕了他和另外五名煤业巨头。这些人被带到美因茨（Mainz）的法国军事法庭上，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政治犯的待遇。32
这一逮捕是一个严重错误。1月22日，蒂森集团在整个鲁尔的九座煤矿和钢厂的75,000名男女举行罢工。奥伯豪森（Oberhausen）的铁路工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切断信号灯的供电。雷克灵豪森的矿工离开工作岗位，奥斯特费尔德（Osterfeld）的矿工拒绝工作，除非法国军队撤出。蒂森出庭受审的日子临近时，美因茨的群众举行抗议，迫使法国派出更多的部队来维持秩序，法国担心大规模示威恶化为暴动——他们还担心如果法国士兵对平民使用武力，英美可能会断然反对占领。33
审判那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法庭外面；旁听席上挤满了焦急的旁听者。主持审判的陆军中校德布格尼（Debugny）警告说，任何扰乱审判的人都会上军事法庭。当法国公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拒绝服从供煤命令时，蒂森回答道：“我的职责是遵守我国的法律。我国政府说法国军队入侵鲁尔地区是错误的。”蒂森承认，矿主最初是同意供煤的，如果德国政府不反对的话。但是既然柏林下令不要供煤，他和同行们就不能服从供煤的命令。蒂森的律师要求宣告蒂森无罪，因为他只是服从命令。德布格尼很快带回他的裁决：政府的命令是减轻情节；被告将被释放，但要被罚款307,000法郎。34
法庭外的示威者兴高采烈，他们跳舞，还歌唱《守卫那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蒂森前往火车站的行程虽然短暂，但却欢欣鼓舞。他的律师后来写道：“似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抓住了这些人。现在我们了解了被占领土的灵魂。”乘火车回埃森时，“旗帜到处飘扬。各个火车站都奏响了国歌。尽管法国派驻重兵，这些还是发生了，法国士兵对这种爱国精神的爆发完全无能为力。”35审判使喧嚣的一周半时间告一段落。由于矿主拒绝交煤，普恩加莱希望通过占领更多矿井、铁路和运河枢纽来击败抵抗。但法国只是遇到了更多的抗议。一个美国记者写道：“暴动的消息从鲁尔各地传来。这里是埃森……有20,000人上街……法国人在旅馆外用刺刀围成一圈。士兵们拿出了机枪。群众向前移动；怒吼声很大；他们威胁说除非把枪拿走，否则他们就要赤手空拳，只用成千上万人的力量发动攻击……法国战胜这些愤怒的群众的唯一方式就是撤退。”36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23

回复 31#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2）——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不要害怕人类的力量”

占领的关键策略是通过铁路把煤从德国运回法国。法国人入侵时首先去找堆在矿井口的煤——有些地方的存货有两到三个月的产量。因此实际检验抵抗战略的就是阻断法国的铁路运输，德国人迅速把多数煤车运出鲁尔。法国人带来自己的车辆后还需要当地的铁路工人。无论什么地方的德国铁路工人发生罢工，法国都必须用自己的工程师来代替，但是法国工程师不够整个鲁尔地区使用，而且他们很少有人会说德语，由于欧洲的铁路系统各不相同，他们还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设备。37
多特蒙德（Dortmund）工人罢工时，一列法国军用火车在铁轨上停留了好几个小时，法国工程师才控制了火车头，把火车开到埃森，埃森的德国工人把客车车厢挪到铁轨上，阻止火车前进。波鸿(Bochum)和雷克灵豪森爆发了自发罢工，装载着煤和焦碳、驶往法国的火车陷在一列列火车头和其他车厢后面。整个地区的德国铁路工人把空车及大量的石头、木材和煤堆在铁轨上阻挡由法国人控制的火车。另一条重要线路的工人移走了一条铁轨，造成了大量出轨。
有一座城市，法国人每天只从主要火车站发出一列火车，一位年轻的法国指挥官提出跟德国工人做交易，让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但是根据工会的条件，法国士兵不能占领信号站，士兵不能在车站附近修理刺刀，法国军队不能护送煤车。军官拒绝了这些条件，法国工程师试图教会士兵如何操纵机车。士兵们“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学习弯道、信号、道岔和坡度，这样如果罢工扩散他们就能接管铁路。38
法国人如果不坚持到底就会一无所获。为了让火车保持运转，他们把道岔钉死以防破坏，不顾没有警报灯的信号（由断电所导致），并且在铁路沿线派驻卫兵，以便让抵抗者远离铁轨。法国人还试图通过把拒绝服从其命令的铁路官员赶出鲁尔来对抗罢工，期望这会在铁路部门和工会中造成混乱——但做到这些要花时间。而与此同时，缺煤的法国不得不从英国购买了100万吨煤，这给法国的经济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公众和反对派政客要求结束鲁尔冒险的压力也增加了。39
这一地区的矿工也拒绝服从法国人的命令。1月19日，埃森北边的“矿工幸运”煤矿（Bergmannsgluck Mine）的矿工第一时间看到了法国刺刀的闪光。早上8点半，一位名叫梅耶（Mayer）的法军上校和一群参谋、工程师，以及约一百名士兵停在煤矿办公室前面。十五名士兵沉着地走进大门，然后走向经理办公室。他们用刺刀推开门，在梅耶上校和工程师进屋之前在屋里站好。上校要求把焦炉内所有焦碳装载运走，但总经理艾伦斯（Oberbergrat Ahrens）拒绝了。他被逮捕并被送往附近的校舍，在那里他受到了审问，并被命令收拾东西离开鲁尔。梅耶、士兵和工程师随后审问了运货员和其他职员。所有人都拒绝提供帮助。在逮捕和驱逐了几乎所有高级职员之后，梅耶命令除了法国之外不准往其他地方运输焦碳，不准从焦炉中卸出焦碳，直到满足他的要求为止。40
由于那时时间还早，头班矿工仍然在地下工作。但有些与工会有联系的高级工人在地面上操作焦炉。他们自发召集了会议，草草写下了要求清单——要求释放被捕的职员，所有法国军队撤出矿井。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矿工就会离开工作岗位，开始全面罢工。上校默许了这些条件，释放了多数被拘留的职员，但其中没有矿井的高级职员。他还让多数部队撤离矿井口，只留下四名士兵保卫焦炉。41
但是矿工们仍然拒绝卸炉和装载焦碳运往法国，这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僵局。如果几天之内不清空焦炉，焦碳会爆炸，焦炉会被炸毁。工人们指出了这一点，但梅耶断然拒绝。他厉声说道：“如果你们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焦碳就会留在炉里，如果出了故障，由矿井管理层负责。”但是矿工们跟上校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让焦炉以危险的高温运转，最后上校让步了。焦碳卸到了驶往德国北方而不是法国的火车上。42
整个鲁尔地区的各个矿井都发生了类似的僵局。法国士兵由于拒绝供煤而拘禁矿井经理时，工人们放下工具，走出矿井进行抗议，直到职员被释放或士兵撤离。一些地方的矿工向装载的煤上喷洒水和沙子的混合物，使其在到达法国的鼓风炉中时变得毫无用处。总之，法国夺取的煤很少，运往法国的更少。最初几周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士兵们当矿工不像当机车工程师那样熟练。
由于受到挫折，法国开始骚扰整个鲁尔的矿井员工。法国人一度会见鲁尔地区的财务官员，要求获得当地矿主的税务信息。财务主管回答说：“我是德国人，我不接受法国的命令。”法国财务官员立即惊呆了，回答说：“你有十分钟时间交出记录。”地区财务官员站起来准备离开，他在法国官员面前稍作停顿，并且说：“别浪费宝贵的十分钟时间了。我的回答是不。”他被逮捕并被带走。43
抵抗不仅限于铁路连线和矿井所在地。许多大城市——尤其是已经成为法比联军行动指挥中心的埃森、多特蒙德和波鸿——的德国人切断外国工程师和官员居住的旅店的电话线和电线。法国人常常对公民抵抗运动反应过度，这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抗行动。在埃森，歌唱《守卫那莱茵河》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会导致200,000马克罚款或六个月监禁。对展示旗帜或佩带有象征意义的徽章也制定了类似的处罚措施。
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一名德国警察拦下一辆车灯不亮的法国汽车。车内的法国士兵向这位警官开枪，在脖子上造成了致命伤。一些德国平民看到这场混乱之后跑到现场，制服了这些士兵，并且开始殴打他们。作为报复，法国派出了装甲坦克和机枪进驻该市，要求该市赔偿100万马克。该市的领导拒绝后，法国派了更多的部队包围市政厅和火车站，没收供给该市的全部的马克纸币。44
这些对抗都需要更多的部队，法国被迫召集预备役军人，这在法国平民中激起了不满。鲁尔地区的一些法国士兵也开始质疑他们占领鲁尔的目的，他们认识到不断骚扰他们的抵抗者不会向法国供煤。与英国在印度不同，法国人并不想留在鲁尔；他们想拿到德国欠自己的东西，然后离开。压迫德国人民不是他们的目的。45
但抵抗的目的是阻止法国人在鲁尔做他们想做的事，这造成了一种德国人没有看到的困境：只要法国人拒绝离开，抵抗越成功，就不得不持续越长时间。长时间坚持非暴力行动并不容易，但是除非成本提高，否则德国人在只采用这种反对方式上是有共识的。大多数刚刚从一场可怕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德国人不喜欢暴力。一位名叫西奥•高迪希（Theo Gaudig）的抵抗活动分子回忆道：“消极抵抗只是跟着感觉和时代的氛围走。”地方议员也强化了这一点，如果抵抗者看来要攻击法国人，议员们经常叫他们冷静下来。46
一开始，非暴力的倾向伴随着巨大的抵抗热情。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德国人正在保卫自己的家乡。埃森一次上演弗里德理西•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歌剧《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时，观众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齐声重复几句熟悉的诗：“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宁死也不生活在奴役下……永远不要害怕人类的力量。”在此之后，法国人禁止在整个鲁尔演出《威廉•退尔》。在波鸿，取消上演该剧和关闭波鸿歌剧院（Bochum Opera House）激起了5,000人的抗议游行。47
民族自豪感的浪潮在整个德国涌起。一位美国作家在《民族》上报导说：“人们在昂贵的商店和咖啡馆中高声谈论抵抗法国的事。当然，每个人都用破坏的方式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孩子们给问路的士兵和陌生人指错误的方向。”餐馆把法国的葡萄酒和糕点从菜单上拿下。如果德国女孩被发现与法国士兵有风流韵事，她的头发会被剪掉。德国演员联合会（League of German Actors）敦促公众抵制所有法国货，声称德国被“从法国进口的下流、毫无价值的艺术淹没了”。48
法国试图通过审查或关闭当地报纸来压制关于德国抵抗的公众舆论。在早期，印有支持抵抗的社论或民族主义者和工人团体的呼吁的报纸会被罚款和暂时停刊——但报纸把办公室搬到别处继续出版。由于藐视法国人的限制的报纸越来越多，法国士兵转为搜查其办公室，没收或破坏打字机、印刷机和纸张供应。编辑和记者还会被罚款，并被监禁或驱逐。49
双方都试图在德国内外争取公众的支持。法国的小册子、传单及售货亭和墙上张贴的海报把这场冲突描述为对德国企业家的摊牌，声称企业家以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进行投资，以便从战后通货膨胀中获利。一位名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十八岁英国人给伦敦的德国使馆写信提供“宣传服务”。得到工资和许多联系地址之后，他在鲁尔漫步。他写信给母亲，解释外国人被误认为是法国官员时的情形：“人人都恨你的感觉真有趣。晚上我们去夜总会，一个肥胖的裸体女人表演了象征性的舞蹈：锁链中的德国人，当然以镣铐被打破为结束。”50
为期一个月的占领每天要花费法国政府大约60,000美元，这加重了政府的预算赤字，还促使外国抛售法郎。普恩加莱被迫向法国议会委员会（Chamber Committee of France）要求4,500万法郎，以便将占领延长到2月。工程师尚未完全控制矿井，而其领队埃米尔•科斯特丢下在埃森的总部回到了法国，他告诉内阁他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放弃从鲁尔挖煤的打算，或者把整个地区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德国工人的反应尤其让普恩加莱为难。虽然他尽力把任务描述为帮助工人而不是雇主，但工人却团结起来捍卫德国的主权。对鲁尔人来说，这是一场关于战后强加在德国人身上的重负的公平性的斗争，目前血重于钱。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五金商人的艰苦工作使他们适应了逆境。因此虽然通货膨胀很高，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他们也不会很快投降，尤其是向法国投降。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因此为什么不抵抗呢？

从“团结”到麻木

柏林虽然向抵抗者提供了财政补贴，在告诉全世界法国的放肆行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柏林很晚才在鲁尔地区发展起集中的组织网络，以便向前线下达指示。因此最初的行动是由当地的工会、工厂理事会、警察部门以及市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周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开会讨论有哪些选择，计划与占领军的规模，矿井、火车站和运河的位置及各城市的大小相称的抵抗行动。例如，格拉德贝克（Gladbeck）的抵抗团体每周开会两次协调抵抗行动，埃森、布瓦（Buer）和雷克灵豪森也建立了类似的团体。51
1月17日，蒙斯特（Munster）举行了一次地区大会，其中有帝国国务部长（Reich State Minister）、柏林在鲁尔地区的主要代表恩斯特•梅里希（Ernst Mehlich）出席。梅里希对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地方运动印象深刻，但他想如果抵抗不成功，柏林就必须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库诺和艾伯特——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从该地区的人那得到信息——同意了，莱茵-鲁尔中心（Rhein-Ruhr Zentral）成立了，并且成为柏林给媒体、自治市、企业家和工会下达命令的通道。梅里希还组织了劳动管理防卫委员会（labor-management defense committee），该委员会负责计划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发放工资补贴。52
但是这一精巧的合作舞蹈有些生硬：工人和雇主之间长期存在的猜疑浮出了水面。库诺宣布政府将补偿矿主的损失激怒了社会党人，他们认为首先应该向矿主征收400亿马克的欠税。当柏林企图用工人工资的1%和雇主的捐款建立私人救济基金时，工会拒绝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更加有效地替工人支付紧急开支。因此企业家撤回了自己的份额。最后是政府的救济组织向罢工者发放了几十亿马克。尽管柏林十分慷慨大方，但工会仍然认定库诺是商业利益的走狗。国民阵线的崩溃很难隐瞒。53
1月22日，财政部向救济组织和劳动管理防卫委员会发放300亿马克，由帝国银行（Reichsbank）预支。这项拨款用于资助当地的宣传工作，为失业者提供福利，帮助领退休金者和为工人及其家庭购买食品。梅里希向库诺报告说，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过快，这一数额不够。因此德国国会于2月1日通过一个法案，批准财政部长开出另一项价值5,000亿马克的信用额度，用于在整个被占地区发放补贴。54
政府已经陷入了财政泥潭。它已经承诺无限期补贴1,200万名鲁尔工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帝国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印刷新马克。等钱到达工人手中时，其价值已经失去了很多。德国糟糕的财政状况不允许用其他方案来代替这种财政游戏。几个月之前社会党呼吁增加企业家的税收，部分是为了降低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商业领袖提醒政客们：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而且也是德国恢复经济实力的基础，因此支持企业家的政党阻止了新税。至于为抵抗做出牺牲，企业家们争辩说，减产造成的损失已经够多了。
各城市都有神经过度紧张的迹象。大量民众每晚饮酒，一位美国记者指出：“‘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是一个常见的借口。‘我们被打倒了，被榨干了，我们手无寸铁，但是喝酒能让我们感觉好点。’”（甘地在地球另一边为他的不合作运动所主张的禁酒“自治”不是对德国人说的。）《民族》报导说：“咖啡馆和娱乐场所确实还是挤满了人，但是一杯啤酒或电影院里的一个座位只花大约两分钱，在那里过一晚上要比在家生火便宜。”为了帮助人们驱散严寒，矿工们把煤装在袋子和手推车里带给家人和邻居。在有些矿井口，矿工们把煤堆起来留给当地人。少数人甚至自己打临时矿井挖煤——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导致塌方。55
尽管存在着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但是抵抗在整个一月和进入二月时一直热情弥漫。此外，普恩加莱不敢扩大法国的行动，因为这可能会危及与英美的关系和本国的温和派议员支持。奇怪的是他还担心不要疏远了德国人，因为他认为欧洲的稳定最终要建立在法德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但这种愿景太超前了，而且普恩加莱的公众形象是战斗英雄和法国的保卫者，这就排除了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与此同时，库诺和艾伯特也没有妥协的动机。德国初生的民主制度正步履蹒跚地走在崩溃的边缘，他们既不能冒疏远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风险，也不能冒疏远左翼共产主义者的风险。他们认为抵抗法国可以通过把各种群体团结在共同的目标下来解决矛盾。最初几周里，柏林的这两个人似乎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抵抗完全是被动的，没有战略路径——抵抗存在，但是不受控制。为了坚持抵抗，政府不得不关闭该国的经济心脏，用印钞票来弥补失去的收入。这是在争取时间，希望抵抗能够比占领者的决心坚持更长时间，希望美英会干预，希望法国的代价会超过自己的代价。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24

回复 32#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逮捕”

2月4日，总理库诺对鲁尔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秘密访问；回到柏林时，他相信人民的抵抗意志还像三周之前法国刚刚进入埃森时一样坚定。他后来写道：“我访问了被占领地区的各处，与企业家和各阶层的平民和工人自由交谈，各处的人们都使我确信，他们继续用消极抵抗来反对法国入侵的决心不可动摇。”他将其归因于公民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人权”和“不在敌人的刺刀下屈服”的愿望。56
总理的访问使普恩加莱发生了动摇，他认识到自己的方法不管用。法国领导人认为，库诺的访问造成了“危险的兴奋情绪，尤其是在企业家、公职人员和政府代理人中间，”因此他禁止德国政府成员再次访问鲁尔。然而两周后，22,000名德国工人罢工。希望入侵迅速取得结果的法国媒体和议会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国工程任务的成员惊慌失措，建议撤军。但即将面临选举的普恩加莱知道撤军就等于承认失败。57
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法国得到的煤和焦碳只有战前的30%。怎样才能使德国继续生产呢？埃森一位德国工程师解释说：“你可以用暴力在屋子的墙上打个洞，但是墙和整座建筑就可能会倒塌。你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小心地在房子上打个洞，而整个建筑仍然稳固。”虽然入侵者并不暴力，但他们也没有很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在被迫面对扰乱生产和运输的罢工者时，他们只是打击抵抗，而不是使鲁尔保持运转。除非完全控制矿井和铁路，否则占领就是徒劳的。58
一月底，普恩加莱决定派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和法国公共工程部长亲自视察并策划消除抵抗的方法。三天后他们回来时说，法国必须占领铁路和邮政电报局，威胁矿主结束罢工，交出赔偿煤炭，并且用严格的海关区把该地区同德国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该报告或许使总理变得强硬起来。当德国人显然想要逃避5亿金马克的赔款时，他发布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不允许“一列火车、一辆汽车、一吨甚至是一磅”煤或焦碳前往德国的未占领地区。他派遣了更多士兵来控制该地区的边界，阻止通过运河和铁路走私煤炭。59
抵抗行动一开始，法国就开始把德国公民和企业职员驱逐出该地区。现在他们开始大规模驱逐几乎所有拒绝服从法国命令的人，包括不合作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二月的头几周里，每天有40人被驱逐出鲁尔——整个斗争期间有超过140,000人被驱逐。许多市政府和工业组织中没有留下任何有经验的人。抵抗骨干遭受重创，只留下了工人和市民来自己照料自己。作为回应，罢工和抗议的步子加快了，但是由于组织者减少，他们没有进行有策略的攻击和控制。罢工变得暴力起来，现在罢工有时还针对工作条件而不仅是占领军。60
法国人在矿井中也开始取得进展。失业的法国矿工被运来代替罢工的德国人干活，波兰和捷克工人在多年来一直受到德国雇主的歧视之后，也很高兴加入这一工作。但是德国铁路工人的抵抗仍然有效。例如在埃伯菲尔德机车厂（Elberfeld Locomotive Works），法国人征用了十一列空闲了几个星期的机车。有一队士兵的保卫的法国工程师刚一开始试图操作发动机，德国工人就开始移开铁轨。作为回应，法国人逮捕了该厂的三名主管，发动机每耽搁一天就罚款100万马克。
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埃森地区的170个火车站中有66个关闭，44个被法国人接管。占领之前每天有112列火车从埃森发车。今天火车实际上是停顿的。在一条由法国人接管的铁路上，只有6列火车仍在运行，而以前有50列。”因此魏刚将军和部长同事们建议：“在被占领地区建立铁路网络委员会（Commission de reseau de chemins de fer des pays occupes）。”根据其称呼，该委员会负责接管尽可能多的重要铁路线，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自由使用任何部队来结束罢工。61
由于无法输入足够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来开机车，委员会试图争取急需工作的德国人来为他们工作。海报到处张贴，工人会得到热饭和用法郎支付的有保证的工资。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毫不动摇，但不一定是出于忠诚，也可能是出于恐惧。当地抵抗组织针锋相对地贴出自己的通知，警告说，任何为法国人工作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叛徒，会被驱逐，甚至有更坏的下场。库诺重申他早先的命令：所有铁路职员无论受到何种威胁，都有法律义务拒绝法国和比利时的命令。
但是随着二月慢慢过去，输入的外国工人的溪流汇成了洪水。由于培训他们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没有足够多熟练的法国工程师来做这件事，德古特将军（现在他负责法国的工程任务）于3月20日要求所有德国铁路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就要面临驱逐的处罚。工人们不这样做时，法国人就开始大规模驱逐和监禁他们及他们的家人。两到三名工人利用工资表上的姓名和地址，到一名工人家中，护送他前往当地监狱。到6月2日，已经有17,837名铁路工人被驱逐或监禁，留下的德国铁路工人队伍非常薄弱，而且精神低落。62
多数工人宁愿被驱逐而不是被逮捕，因为法国人管理的监狱十分肮脏，这不是秘密。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监狱的德国红十字会报告说：“卫生条件非常差。由于过度拥挤……每个人要隔几个星期才能淋一次浴……犯人只能在牢房里用盖不牢的桶来处理排泄物……”铁路工人不是唯一会被关押的人。一位美国记者写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逮捕。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赶出家门，除了牙刷之外什么都不能带。”在哈廷根（Hattingen），最频繁的抵抗促使法国人甚至逮捕拥有信鸽、不向士兵致意、发传单、撕毁法国海报和无许可证卖面包的人。6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煤和焦碳被运往西方，矿井最终屈服于协约国的目的。到了四月中旬，由法国强加的煤炭禁运和海关区事实上把鲁尔同德国其他地方分割开来。德国人建立了通过边境附近的山丘和森林的秘密通道，并且往外走私煤和苯，同时偷运进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现在抵抗确实还在继续进行。64
但是抵抗也慢了下来。三、四、五月中通过了许多法令，规定只有持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使用汽车和卡车，以此来严格限制平民的移动。6月10日之后，只有持有法国颁发的驾驶执照的人才能驾驶汽车，只有法国当局在驾照上签字批准之后，驾驶者才能在自己家乡以外的地区旅行。所有这些都旨在迫使德国人使用由委员会管理的火车，因为其他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和街车都被用于在市内运输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65
缓慢但确定无疑的是，占领军收紧包围圈正在侵蚀德国人的士气。许多工人厌倦了生活在无休止的危机中，他们做了不能想象的事，并且返回了工作岗位。5月6日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美因茨地区有超过1,000名铁路工人复工。《纽约时报》报导说：“法国当局要求人们在昨天下午5点以前去上班，否则就要遭到起诉或者驱逐。他们保证如果复工，所有正式享有的权利、退休金和特权都会恢复……罢工工人的大型会议最终决定，一切利益都在于复工。”665月20日，占领终于有了报偿。当天，法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占领花费了1.45亿法郎，出售煤和焦碳的收入总计为1.02亿法郎，但收入增长快于支出。普恩加莱在隧道尽头看到了亮光。67

“狂热分子的战斗阵线”

法国总理看到亮光的地方，鲁尔工人只看到了红灯。他们把占领称作“刺刀”，许多人准备回击。埃森的克虏伯(Krupp)工厂的工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震撼了全国。
克虏伯工厂的工人没有罢工，而是准备一看见法国士兵就离开。工厂的各个车间里都挂了警报绳，军队一进工厂就会拉响。3月31日复活节前一天早上，法国中尉迪里约（Durieux）和十一名士兵来进行预定的视察，还要清查工厂车库中的汽车和卡车。他们等待开门时，警报开始呼啸。迪里约很吃惊，问负责人这是什么意思。负责人回答说：“放下工具。”士兵们向外看，他们看到成百上千名工人对他们怒目而视，工人们慢慢靠近，把他们挤到车库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屋顶上打开了蒸汽阀门，屋里充满了厚厚的雾气。迪里约命令士兵们多次开枪示警，但工人们挤得更近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迪里约干脆命令他的部队向人开枪。最后十三名工人死亡，另有五十二人受伤。68
虽然有些德国人认为法国士兵开枪是为了自卫，但这一“鲁尔血腥复活节”激怒了多数德国人。死者的葬礼是一个庄重的爱国事件，是那种为阵亡要人保留的葬礼。送葬队伍穿过埃森的街道，随后是公民领袖的热诚演讲，演讲呼吁鲁尔人不仅要用加快抵抗的步伐来为这一怯懦的行为报仇，还要克制暴力复仇的冲动。69
演讲所传递的信息与一月份的基本相同，但事件的背景有了显著变化。由于法国人的压迫越来越重，许多人不能抵抗还击的冲动。正是由于害怕这一点，埃森的法军指挥官召来了坦克和机枪排。但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决定为克虏伯屠杀复仇，当天下午，一名比利时士兵、一名法国警察和两名法国工程师遭到袭击和殴打。随后，杜塞尔多夫的法国士兵遭到手榴弹袭击，一名哨兵在埃森主要的火车站被潜伏在通风管道中的德国枪手谋杀。70
克虏伯危机助长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暴力，此外，由于没有可以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如何不用暴力来应对压迫的观点，克虏伯危机也破坏了民众对消极抵抗的信心。3月1日，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私人朋友冯•弗朗索瓦（von Francois）将军就已经在试图煽动游击战。他问道：“一个有着60,000,000人口的国家会在自己的鲁尔兄弟被黑色和白色的法国人掐住喉咙的时候仍然无动于衷吗？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组织良好的游击战很快就会摧毁敌人。”弗朗索瓦将军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法国派往鲁尔的部队中包括非洲人部队的德国人，德国人还建立了联盟来保护德国妇女免遭想象中的威胁——黑人士兵的强奸。71
整个鲁尔的青年男子、学生、失业秘密警察和退伍军人在前官员的帮助下组成了许多自由军团(Free Corps)。与此同时，陆军最高司令部（Reichswehr High Command）决定秘密扩军。这些被称为黑军（Black Reichswehr）的新组织由士兵组成，他们被派到鲁尔来炸毁火车车厢和暗杀法国和比利时士兵。未来的德国总理，当时正为军队工作的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带着装满钱的箱子来到鲁尔，把钱发给破坏者。72
为了与这种“积极抵抗”作斗争，如果找不到罪犯，法国人就对发生暴力事件的城市罚款。凯特维希（Kettwig）市由于两名法国士兵遭枪击而被罚款100万马克。该市官员拒绝付款后，士兵们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收集每位居民应摊的份额。3月11日，一名法国巡警在布瓦市附近的乡村公路上发现了两名法国士兵的尸体，尸体背后中弹。作为报复，一场混战之后，法国士兵杀死了该市八名德国人。73
暴力不仅针对占领军，也针对由法国控制的铁路和运河。二月中旬，德国破坏小队用弄沉运煤船来阻塞莱茵-黑尔讷运河(Rhine-Herne Canal)的要害，多数通往法国的驳船运输都要经过这里。运河上的法国士兵接到命令，一看到人就开枪，但是德国人抢先一步，炸毁了一条主要支流，只留下其余支流来供河床上停留的驳船行驶。在杜伊斯堡，进入该市的主要铁路桥被炸毁，九名比利时士兵被杀。报复采用了罚款和宵禁的形式，法国人还要求德国人乘坐火车中部的车厢——这样他们最容易受到攻击。74破坏的幕后人物之一是艾尔伯特•斯拉格特（Albert Schlageter），他是一位前普鲁士官员，他于五月被俘，被宣判有罪，并被处决。法国人认为他是暗杀他们的士兵的民族主义帮伙的首领。接下来几周里，右翼媒体把斯拉格特神化为德国的内森•黑尔（Nathan Hale），希望用他被处决来扇起暴力抵抗的大火。一张报纸叫道：“如果斯拉格特被谋杀只是激起了消极顺服、忍耐和痛苦的情感，那就让我们为日尔曼民族悲叹吧，这决不是日尔曼民族的品质。”阿道夫•希特勒在追思礼拜上对25,000人说：“斯拉格特的死一定会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和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我们需要的不是脆弱的统一阵线，而是狂热分子的战斗阵线。”75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25

回复 33#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4）——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认输”

总理库诺不准备放弃非暴力抵抗。他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坚决主张：“消极的防御战一旦开始，就必须坚持到底。”但人们对他的请求充耳不闻。现在破坏才是受到青睐的抵抗方法，就连工人领袖——他们知道积极抵抗给工人招致严厉的报复——现在也呼吁库诺不要再忽视积极抵抗。但是采取行动停止非暴力抵抗是要付出代价的。法国人实施了严格的宵禁，整个鲁尔的德国人受到的羞辱甚至更多——公民们被法国士兵推倒，被从自行车上踢下来，甚至被抢劫。76
使鲁尔的民风加速沦落为社会动乱的，是马克的崩溃。4月18日，马克对美元比价从23,000：1跌至33,000：1，虽然帝国银行试图在外汇交易市场上用其黄金储备买进马克，以此来稳定货币。但中央银行无力阻止汇率暴跌，这对库诺的政府是一个打击。社会党人认识到重新赔款不可避免，因此希望政府节约黄金和外汇储备，而不是将其浪费在支持马克这一毫无希望的尝试上。民族主义者认为，为了继续给抵抗提供津贴，马克必须与美元挂钩。他们在国会的发言人宣布说：“在这场战斗中，帝国银行的黄金就是我们的火药，我们必须开枪。”金融暴力是实际暴力的仆从。77
对付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战后的日常工作，但现在这成了一项严峻的考验。西奥•高迪希回忆道：“突然，人们存了多年的钱，所有的储蓄帐户都一文不值了。”发工资时工人的妻子会来到工厂门口，好快点得到钱并且在次日贬值之前把它们花出去。一位英国记者写道：“农民们说什么也不给自己找麻烦把产品带到市场上来卖，他们在市场上只能把产品卖了换来不等他们回到家就会贬值的马克。”78
三月，整个鲁尔地区都实行了配给制。由于担心世界舆论会让自己为德国人的饥荒负责，法国在安特卫普和鹿特丹储存了两周的粮食供应，以防柏林政府停止把粮食运进鲁尔。他们还开放了施粥场，用免费午餐来做宣传。德国人并没有成群结队地到来，因为害怕报复，也因为企业家们开放了自己的施粥场。79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绝望的德国人接受企业家的施舍，但企业家在帮助政府抑制通货膨胀上无所作为。事实上企业家甚至从通货膨胀中获益，他们用帝国银行的贷款建新工厂，而贷款很快就贬值了。胡戈•斯廷内斯开始在波鸿和埃森之间兴建一座新的大型工厂，而蒂森工厂则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新的焦炉。80
由于失业增加、社会混乱和工人重新产生的对老板的不满，许多曾经处于抵抗前线的人现在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罢工和抗议于4月18日在米尔海姆（Mulheim）到达顶峰。马克对美元崩溃后的第二天，2,000名失业的德国人封锁了市政厅，把300名官员扣做人质。市中心交通被切断，所有的商店和办公室都被关闭。同一天在埃森，1,800人游行到市政厅，要求立即兑现他们抵抗法国时失去工作的补偿金。这两次行动都是两天前在波鸿策划的，会议上有两位苏联特使发言。81
5月22日，马克对美元暴跌至57,000：1。共产党人的煽动迅速传播，5月24日，盖尔森基兴的共产党工人与市民防卫力量之间爆发暴乱。八人被杀，七十至八十人受伤。共产党人接管了警察总部并且在里面放火。接下来鲁尔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暴乱。在埃森和多特蒙德，商店和仓库遭到抢劫，并被烧毁。82
到了五月底，大约800,000名矿工罢工，虽然参加政府发起的消极抵抗者与为工作而斗争者之间的界线很模糊。许多城市的消极抵抗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一直在通过宣传、罢工和反罢工互相争斗，但在另一些城市，这两个派系彼此合作。每个城市都是为自己斗争，每个工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理念而斗争。83
为抵抗法国注入如此之多的能量的工会也开始看到自己的投入在德国的动荡中化为乌有——在说服法国人占领比就赔款问题达成新的协议成本更高上毫无进展。矿工协会（Mine workers' Association）早在3月20日就呼吁政府：“结束鲁尔战役的一切可能都用尽了，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赔款危机。”但是民族主义者毫不动摇，而库诺的真实观点更接近他们。（后来，辞职之后，他在汉堡自己工作的大楼上升起了恺撒的旗帜，而且他在1933年去世前一直强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84
热情反抗到最后时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种风险很高的策略，它也不保证能够减轻国家所承受的经济负担或给鲁尔造成的人力负担。如果库诺和艾伯特在抵抗已经到达高强度时——法国人得到煤之前，德国人的团结仍然威力强大，而鲁尔抗争的代价还不太大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给普恩加莱一个能够保住脸面的方案来代替镇压，他们或许就能与法国达成一个合算的协议。
游戏结束时他们才真正承认，抵抗被政治光谱两端的力量所绑架。对右翼来说，斗争已经被那些想要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和“无耻的”凡尔赛命令的人变成了一场战争。对左翼来说，被通货膨胀榨干的工人正在变得绝望，有些人完全转向共产主义。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库诺及其内阁面临着通货膨胀恶化、暴力升级、工会和抵抗委员会士气骤降以及国会的不信任投票的最后威胁。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和解。
总理及其内阁成员起草了一个外交照会，列出了新要求，并且在5月2日发送给法国和比利时政府。这是一个希望砍断赔款这一棘手的问题和削弱占领意志的最后提议，该方案提出赔款总额为300亿马克，用现金支付，视情况延缓四年并用巨额外国贷款来支付。但是库诺的卤莽语言损害了他的目的，他说消极抵抗会继续到法国人撤离被占领地区为止：“占领……引起了民众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愿意……缓解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停止对经济价值的任意破坏……但是不会放弃其法律立场，也不会停止消极抵抗。”85
库诺声称人民已经动员起来进行抵抗，但政府可以叫停这一行动。普恩加莱没有这么容易上当。他答复说：“想要抵抗和组织抵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德国政府。德国政府暗中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今天它宣布只要达成协议抵抗就会停止。如果抵抗是自发的，德国政府怎么能够停止或延长抵抗呢？……只要抵抗继续，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就不会考虑德国的任何提议。”只有德国认输，法国才肯和解。86
英美也表示对库诺的新提议毫无兴趣，库诺的外交部长要求他辞职。库诺拒绝辞职，而是起草了第二份照会，试图劝说英国不要再支持法国。照会使用了同样的词语，但这次没有提到消极抵抗。法国再次拒绝。
到了六月底，德国政府中所有的人都清楚抵抗无法继续，因为抵抗使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共产主义者不仅在鲁尔，而且在整个德国煽动罢工，给混乱局面火上加油。汉堡、不来梅（Bremen）和埃姆登（Emden）的商船船员开始罢工，萨克森(Saxony)、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金属工人也开始罢工。从东边的柏林开始，德国共有100,000名金属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由饥饿和绝望所导致的群众运动等危险的事情正在增加。支持库诺的政党感到受到威胁，他们转而反对他。87
8月8日国会召开紧急会议。库诺发言时，共产党人的侮辱雨点般地落到他身上。混乱中可以听到“斯廷内斯共和国执行官、欺诈者、骗子、肮脏的恶棍、罪犯、说谎者和叛徒”等词语。但是库诺没有新方案。他坚持说：“德国人必须继续消极抵抗。”不耐烦的社会党要求对库诺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8月11日库诺出局。88
库诺的继任者是民族主义政党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博士。一开始，他希望继续进行抵抗，同时用一系列严酷措施——强迫企业家捐款100,000美元，迫使德国企业增加出口，以及限制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使德国的财政机构恢复秩序。但当经济没有起色时，社会党人告诉施特雷泽曼，他或者停止抵抗，或者本人也要面临不信任投票。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在抵抗中投入了如此之多的象征意义，放弃抵抗就是背叛。但普恩加莱坚持说：不结束抵抗就不谈判。施特雷泽曼别无选择，他在总统艾伯特的支持下宣布，鲁尔于9月26日正式结束抵抗。他在日记中特别提到：“放弃消极抵抗可能比反对这种做法的说辞更加爱国。我知道我这么做……会危及我在本党内的政治地位——甚至是我的生命。但是我们德国人所缺乏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承担责任的勇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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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3年十月，鲁尔人民已经心力交瘁。胜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两件事：让法国人滚出他们的学校、旅店和工作场所，以及不让他们得到煤和焦碳。别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为敌人工作，占领就会失败，军队就会回家去。但柏林政府还有另外的目标：重开赔款问题谈判及结束德国屈服于法国在战后的敲诈勒索的历史。抵抗者从未理解这些目标的重要性，因为政府从未完整地向他们解释过。
与二十世纪多数涉及民众抵抗军队的斗争中的非暴力行动者不同，德国人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自己的政府——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总理库诺及其内阁在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对占领者的运动上无所作为。相反，抵抗组织主要是由鲁尔人民自己成立的。由于没有整个战区范围的寻找占领的弱点的计划，甚至没有为抵抗者提供物资和使他们行动方便的计划，抵抗仍然是地方的、静态的和被动的。
与二十世纪其他斗争中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不同，法国的目标一直是有限的：从鲁尔榨取价值然后离开，而不是无限期的统治。这缩小了德国人与占领者的互动范围，这就意味着，选择从一开始就全力抵抗法国，只会鼓励侵略者在没有当地人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开采工作，减少德国人对冲突进行控制的机会。如果德国人控制好停止与法国人合作的节奏，占领者就会更加依赖德国人的帮助，德国经济受到的压力也会较小。
德国人的实地抵抗在最初的几周里十分有效，这主要是由于整个地区的工人的英勇和牺牲。几个月里，他们抵抗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抵抗者的地方积极性和集体狂热使政府认为抵抗最终会赢得有形的胜利，从而错过了可能与法国达成和解的时机。当占领的成本超过榨取到的利益时，占领者就有动机止损。这一时刻到来时，德国人没有看到。相反，法国人进行了更加严厉的镇压，而且由于没有抵抗压迫的战略和在暴力复仇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抵抗失去了一致性。
正当抵抗热情衰减之时，抵抗也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因而无法持续。支持抵抗的重担从来没有由那些最积极鼓吹抵抗的人公平承担——企业家和民族主义者都让柏林来买单。但是仅仅通过印刷马克来补贴罢工工人，其代价是使该国的经济崩溃。四月份马克崩溃时，动乱的大门猛然打开了：工人们得到的废纸对那些鼓吹用极端的手段来抗击法国的人来说是“廉价的马克”，而这进一步破坏了抵抗。非暴力的纪律——二十世纪所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遗产——与金融稳定性一起崩溃了。
那段时间，全世界把德国人英勇抵抗法国侵略者的行为与甘地对抗英国的不合作运动的精神相提并论。德国人很乐意获得人们赋予手无寸铁的抵抗的道德优势，但是与甘地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开发非暴力行动一览表，开发一览表能够缩小对手的策略范围，增加暴力镇压的成本。相反，德国人自己的暴力倡导者——从布尔什维克煽动者到右翼沙文主义者——使鲁尔陷入动乱，从事反对法国的战斗的工人和市民被抛弃了。不到十六年之后，由同样痛恨消极抵抗理念的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另一个德国政府将会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占领法国。
至于造成了这场冲突的问题——赔款——其结果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大约几周之内英美就开始驰援了。他们认识到德国的经济正在崩溃，因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谈判框架，使赔款成为国际问题。一个由美国人查尔斯•道斯（Charles Dawes）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五年解决方案，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并且减少德国的债务——这正是库诺曾经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案。1924年四月，德国脱离了困境。
雷蒙•普恩加莱一直坚持占领鲁尔是一个成功，因为它迫使德国人放弃消极抵抗。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法国想要《凡尔赛和约》承诺的所有东西以及对西欧的霸权。相反，J.P.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mpany）告诉法国，如果法国留在鲁尔，就不能向美国投资者出售公债来为德国的债务再融资。法国人回家了，没有得到他们所需的煤，只能用自己的资源来重建遭到破坏的北方省份。法国永远不再拥有对欧洲的决定权。90鲁尔抗争失败了。鲁尔抗争成功了。历史有时可能就是这样吊诡。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26

回复 34#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5）——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第五章

丹麦，荷兰，罗森大街：抵抗纳粹

丹麦：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

“他们已占领丹麦”

1940年4月9日，当阳光开始照耀丹麦的水道和城市时，丹麦人已不再对他们的国家拥有控制权。德国军队于夜间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制服西兰、觉特兰以及费恩诸岛上的丹麦军团。对首都的占领也同样容易。汉色斯塔特但茨格号运兵船就停泊在市中心。到五点钟时，德国军队已经挤满了城堡-这里有一个俯瞰着港湾的古老城堡，并一枪未发地抓获了七十名丹麦士兵。1

与此同时，德国轰炸机在首都的上空很低地飞过，以至于民众能够看到它们的德国空军标记。它们抛下小册子，上面说德国人来是为了“预先防止英国人的入侵，”可是，它们的目的主要是威吓民众，使他们安静地屈服。

杰特布拉恩（Jytte Brunn）是一位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店员，他回忆道：“德国飞机正在下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向窗外望去，它们就在那里。接着，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事不对劲，他们已经占领丹麦了。”2

在阿道夫希特勒强大的军事力量于1939年9月征服波兰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内，没有军事战略家或世界领袖会认为丹麦有任何机会可以抵抗住德国的进攻。“如果丹麦屈服于纳粹的攻击，我无法指责她，”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2月说道。“另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和瑞典-至少隔着一片狭窄的水域，他们可以借此准备对抗强大的对手。可是，丹麦离德国太近，没有办法接受援助。”3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以及丹麦政府已认识到该国的危险，并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与德国签署于1939年5月的不侵犯协议。希特勒自己在10月6日于发表的演讲增强了对德国抱有仁慈愿望的幻想，他说，与丹麦人的“忠诚友好的伙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可是，全世界后来会发现，纳粹希望他们的伙伴都是附庸国。4

很少有丹麦人在1939年明白这一点。当战争开始时，丹麦是削减其武装力量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在入侵的那天，丹麦士兵的人数少于15,000人，是以前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然而，尽管他们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德国的战略家们却小心谨慎地为攻击做准备，因为他们明白，丹麦人同心协力的抵抗可能会危及到德国人的进攻时间表，并阻碍同时对挪威的入侵。一场大规模的打击势在必行。5

五天前，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德国营长到这一首都城市亲身收集一些情报。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商人，勘察港口，并为主要的运兵船挑选合适的登陆地区。接着，他来到了城堡-当时驻扎在里面的是丹麦陆军参谋部。站岗的士兵热情地欢迎这位好奇的商人，并把他引见给他们的士官，后者接着带领来访者参观参谋部总部、通讯中心以及城堡的两扇主门。离开时，他对入侵能否取得成功一点都不担心。6

在德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之前的那个晚上，科特海默（Kurt Himer）将军-入侵部队的总参谋长-拜访了塞西尔冯伦特费恩科（Cecil von Renthe-Fink）-德国驻丹麦大使，给了后者一个通知，让他在几个小时后交给丹麦政府。冯伦特费恩科是一位与丹麦人有着亲密关系的受人尊敬的外交官，他被震惊了。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丹麦人投降，并且说：德国人已来保护他们，以摆脱盟军想当然的将斯堪的纳维亚变为战场的计划，还说：尽管德国没有任何怀有敌意的计划，任何抵抗行为都会被粉碎。它还提出另外的保证：德国人不会干涉“丹麦的领土完整或者她的政治独立。”7

当子弹声在阿玛利安堡皇宫外回响时，克里斯蒂安国王与他的部长们-包括首席部长索瓦尔德思道宁（Thorvald Stauning）和外交部长爱德华芒克（Edward Munch）-正在开会以决定下一步做什么。两人都赞成投降。国王在还差几分钟就早上六点的时候同意了。后来见到国王的海默将军报告说，国王似乎“内心崩溃了，”同时却保持着“完美的外部表情。”国王说，他以及他的政府“会竭尽所能地消除德国军队和丹麦之间的摩擦。他希望能让他的国家免于进一步的苦难。”8

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丹麦人感到了不信任。思道宁敦促他们继续遵守法律，“正确地”对待德国军队，这其中就传达出某种信息。“在面临着抗议的情况下，丹麦政府已决定要谈妥关于占领丹麦的条件，”他解释道。“政府的行动都出自这样的诚实的信念：我们已将国家从更为恶劣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我们要依靠人民的合作。”9

这是顺从，但并非投降-这一政策固执于这样的有益的幻想：丹麦虽然被占领，但没有被征服而且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一合作政策也是一种战略，以为自主决定的国民生活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空间。“我们可以在4月9号英勇地自杀，”丹麦历史学家派尔劳林（Palle Lauring）后来说道。“‘生存下来’成了目标。”并不是每一位丹麦人都这样。被广泛视为第一个抵抗行动的是，丹麦驻美国大使宣布他自己是“自由的”丹麦大使。10

当时，没有人知道战争会升级为一场世界性的冲突，将几十个国家和几千万民众卷入进来。丹麦的领导人设想，战争将是短暂的，并且其结局很可能就是一个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没有民族国家的统一欧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德国对丹麦主权的承认就将形成对丹麦社会的保护伞，而不是将其吞并到德意志帝国中。合作是邪恶程度更低的一种选择。就他们而言，德国人想要让丹麦顺服，以便能够利用其劳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了让丹麦的纺织品、军用设备和食品流向祖国，与哥本哈根的政府合作而非强制性地吞并该国似乎是谨慎得宜的。

德国人准备采用的方法明显不同于他们对待大多数被占领民族的方法，以在丹麦买来和平。国防军军官禁止他们的士兵购买丹麦人的配给物品，并停止发行一份德国军队的报纸。针对士兵的一份通告警告他们要尊重丹麦的妇女和女孩，避免政治性争论，并且最重要的是，记住丹麦人不是敌人，并在纳粹的种族等级中享有特权地位。柏林希望丹麦成为一个“模范的被保护国”，能够向世人展示，以证明德国人的文明素养。而且如果丹麦人听话的话，为保持控制所需的德国士兵就会更少。

许多丹麦人感到入侵是一件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猛烈的全面战争会受到遏制-而国王关于保持冷静的建议似乎是有道理的。尽管丹麦有法西斯和民族主义政党，该国正派得体的政治生活却让激进人士处于边缘的地位，也使得街头上避免出现那些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并常常是暴力性质的冲突-在纳粹掌权之时，这种冲突正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上演。既然丹麦的建制体系依然保持不变，至少也是丹麦权威的象征，进行抵抗的冲动就没有那么急迫-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的抵抗就相当于违反上级的命令。

不过，许多丹麦人感到受辱的是，丹麦没有进行过战斗；许多人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屈服得太快了。几百年来，丹麦人和德国人为了斯勒斯威格地区（丹麦最南端的省份或者德国最北端的州）就一直在争斗，争斗的顶峰是1864年的丹麦-普鲁士战争，丹麦人输掉了那场战争。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德国人对那里的丹麦人的虐待增强了丹麦人的敌意。所以，在该国平静的外表和官方的合作之下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武力反抗非常少，”赫伯特庞迪克（Herbert Pundik）-当时他是一位十三岁的学生-回忆道，“可是......你已经感觉得到，丹麦人不会欢迎德国人。”11

“何为好的丹麦人？”

当德国人入侵时，阿恩塞吉尔（Arne Sejr）是一位十七岁的学生，与他父母一起住在西兰岛西部的小镇斯拉基斯。4月9日，在他上学的路上，他感到震惊的是，民众对刚到来的士兵是如此地友善，以及他们后来是如此地为一个露天演出丹麦音乐的德国军队乐团鼓掌。他拿起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有国王的讲话，告诉民众要表现出好的丹麦人的行为举止。“何为好的丹麦人？”他问自己。“当他的国家被敌人占领时，一个好的丹麦人在这样的处境中应当如何自处？”

塞吉尔回到家中，将他的答案编成他所谓的丹麦人十诫。他打出二十五份，每份上面都写道：

1. 你不可以去德国和挪威工作。
2. 你为德国人工作时应该表现得差劲。
3. 你为德国人工作时应该放缓速度。
4. 你应该毁掉重要的机器和工具。
5. 你应该毁掉所有可能对德国人有用的东西。
6. 你应该延误所有的交通工具。
7. 你应该抵制德国和意大利的电影与报纸。
8. 你不可以去纳粹的店铺买东西。
9. 你应该按照他们当得的对待叛国者。
10. 你应该保护所有被德国人追捕的人。加入到争取丹麦自由的斗争中来吧！

接着，塞吉尔列出一个斯拉基斯镇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的清单，包括市长、银行家、医生和记者。第二天晚上，他骑自行车到他们的家里，将十诫塞进他们的信箱里。很快，他发现，他的丹麦同胞们对德国人的公开的礼貌掩盖着相当大的抵抗情绪。他找到表达这种抵抗情绪的新办法。他和他的朋友们把糖放进德国人的小汽车和军车的油缸中，并复制反对德国人的传单，把它们邮寄给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不久，他的十诫就被人传人地散播开来，最后，当丹麦人发动全国性抵抗时，它就成了他们的圣物。12

许多青年团体五月份在哥本哈根聚会，在神学教授哈尔科奇（Hal Koch）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丹麦青年联合会，致力于维护丹麦的身份认同和民主价值观。科奇关于丹麦历史的讲课强调在反对德国人和丹麦纳粹时民族团结的必要性。科奇的讲课也吸引了很多听众和报纸的报道。他指出，对丹麦这一政治国家的占领没有泯灭丹麦这一民族国家的力量，也没有取消其合法性。13

这种昂扬的国民精神最公开的表达是在社区歌唱汇演活动中，这些汇演常常是大型的地区性活动。7月4日，艾尔博格（Alborg）镇附近的大约1,500名民众唱起了赞歌，这些歌曲讲述的是与德国的1864年战争、士兵的勇敢以及他们所离开的姑娘们。整个八月和九月有七十五万名民众参与了类似汇演中的歌唱活动。在9月26日国王的七十岁生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民众挤满哥本哈根的街头，向这位作为丹麦之象征的男士唱生日歌曲。“这么多的人聚集在哥本哈根四处的公园中，只是为了唱歌-这激怒了德国人，”杰特布拉恩回忆道。14

与占领发生正面的对抗会违反政府的合作政策，但是能够做点表面文章的是在文化上主张丹麦人的尊严和品性，这一点显然是非政治性的。不过，这些主张含蓄地对德国人占支配地位的想法提出了质疑，而在当时，如果不这样的话，大众的情绪可能会消沉下去。尽管抵抗运动直到1941年才真的形成，歌唱会和其他日常的象征性抗议行动则打下了心理基础。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三十年后，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的劳工强硬分子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活动为尚未成为运动的反对行动创造了社会空间。

丹麦的记者在准备进行抵抗时也在初期阶段发挥了作用。入侵之后不久，德国的新闻专员亲自拜访丹麦外交部的新闻局，为出版确定了基本的规则：所有的外国新闻和社论都必须事先得到批准，任何对占领军的批评都是不允许的，而且任何军事新闻在没有事先获得批准时都不准刊登出来。可是，习惯于完全自由的丹麦媒体的回应是几乎没有遮掩的蔑视。下午报号外消息以两倍的行距刊登文章，并向读者们暗示，他们应该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凯隆堡广播和哥本哈根广播的播音员常常会以强烈的嘲讽口吻说出受审查的战争新闻的标准开场白：“下面是德国人的最新公报，”以及标准的结束语：“上面是德国人的最新公报。”15

几乎丹麦的所有地方都受到这一冲动（如果不是对抗占领者的冲动的话）的影响：拥抱丹麦人的身份认同并将其编成剧本。当政府正通过有关与入侵者合作的动议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侵者看似越来越难以战胜了，丹麦人自己鼓动起他们的士气。在丹麦被占领后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德国人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让英国成为欧洲对抗纳粹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27

回复 35#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6）——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打倒独裁者！”

受德国在战场上胜利的鼓舞，并在德国纳粹大量金钱的资助下，丹麦的纳粹党试图于1940年6月在哥本哈根发动一场政变。它没有获得成功，可是，丹麦的领导人们开始采取行动，让政府免受任何进一步的纳粹化企图的影响。五个政党于7月2日成立一个名为九人委员会的议会小组，自那时起，该小组就在政府中负责实际的决策。有的部长被免职，包括外交部长-其对合作政策的影响无处不在。可是，尽管芒克被罢免，他的政策却没有被废除。16

新外交部长是埃里克斯卡维纽斯（Erik Scavenius），他之前曾担任过此一职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驻德国大使，当时丹麦曾成功地保持中立。尽管高傲和不受人欢迎，斯卡维纽斯却被认为是非常讲求实际，足以应付柏林的那头猛兽，而且他在执行合作政策时持有一种更为宿命论的态度。他虽然不是亲德国人士，却坚信德国将赢得战争，所以他的目标是挽救他的国家免受纳粹的压迫。

斯卡维纽斯明显地向丹麦的新主人靠拢，并说丹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与它南边的伟大邻居发生冲突。”他称赞德国人在战场上的胜利，坚持说“欧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并号召丹麦人与德国开展“积极的双边合作。”这种讨好的态度成为丹麦纳粹党发展壮大的契机，纳粹党要求国王将除斯卡维纽斯之外的所有部长解职，并以纳粹党员或者“理解新时代”的其他人取代他们。国王拒绝了，可是政府依然尊重德国人的感受。在1941年初，被视为是有害于丹麦外交关系的公开声明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私人谈话也会让人入狱。新法律授权对“占领军的敌人”实行终身监禁。17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德国人要求丹麦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逮捕丹麦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这让丹麦的领导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屈服于这样要求将进一步违反丹麦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不这样做则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逮捕共产党人士。保守的人民党的党员承认，这一要求“有违于丹麦人普通的正义感”，同时却指控共产党人是制造“恐怖和破坏”的人。丹麦国会于8月份认定丹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警察逮捕了300名党员，包括三位议员。丹麦的自由空间受到了挤压。18

当东线战场的战斗继续进行时，希特勒决定，他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应该包括整个欧洲。他于1941年11月“邀请”丹麦成为交战国。在一次紧急会议中，丹麦的部长们表现得模棱两可。冯伦特费恩科于11月23日再次重申柏林的邀请：“丹麦必须立即签署协定。否则的话......丹麦会被视为敌对国家，并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后果。”斯卡维纽斯去柏林签署了协定。

第二天，哥本哈根的学生在阿玛利安堡广场上聚集，并游行到丹麦纳粹党报纸的办公室，接着去了丹麦国会。“他们将警察凉在了一边，在哥本哈根的许多地方示威，高呼‘打倒斯卡维纽斯’和‘打倒卖国贼’，”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报道说。“警察使用了探照灯，用警棍殴打民众，并打了许多空枪，成功地将通往......德国人所在的总部的道路封锁住。”当斯卡维纽斯从柏林回来时，由于担心他的回归会引发更多的示威，他受到最严格的保护。19

上述这一切让德国人和丹麦政府都感到吃惊，它们现在不得不抛弃这一幻想：合作政策真的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几天后，政府谴责了抗议者，可是丹麦内阁却悄悄地决定，如果德国人坚持要求在东线战场利用丹麦的士兵和军用设备，或者要求制订反犹太人的法律，政府将拒绝这么做。然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这里所展示的微弱骨气就无影无踪了，因为政府被迫向德国海军交送了六艘新的鱼雷快艇。为阻止德国人将丹麦士兵纳入作战队伍所做的事情也很少。很快，所有处于服兵役年龄阶段的丹麦男人都应征加入丹麦自由兵团。至于如何回应占领军的问题，答案不再限于歌唱会或者街头游行-现在，它关乎的是与他们一起战斗还是与他们战斗。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

1942年初，丹麦人开始以物质力量乃至破坏活动挑战德国人。一个团体由来自alborg的学生组成，他们称自己为丘吉尔俱乐部；他们的口号是：“如果成人们不做点什么，我们就做”他们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回忆道：“我们有一个反纳粹的标识，是每个臂弯的顶部都带有箭头的万字饰（译注：德国纳粹的标识），我们将它画在墙上，楼道里，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我们最好的成绩是烧掉了一个满载着战争物质的运货火车。”20

最为活跃的破坏团体由共产党人领导，在德国攻击苏联后，他们已转入地下。以共产党游击队为组织形式，他们袭击生产战争物质的小型工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非共产党的成员被允许加入，而该团体的名称则改为“中产阶级游击队。”上述行动造成的破坏很少，但它们却让合作政策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政府镇压捣乱者，它就会削弱已经在减少的民众对它的支持；如果它什么都不做，它会得罪其德国主子，而政府的存在要依赖于后者的认可。21

与此同时，最近繁荣起来的地下出版业开始提倡反对占领军的行动。自由丹麦语于1941年秋天出版，随后是富有影响力的自由丹麦-由反对德国的政治人物创办-和其他文本。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是很少有新闻经验的年轻人，并且只有少数几台打字机和老式的油印机。难以获取的是金钱、纸张、油墨和值得信赖的助手，还有没有被发现之危险的操作空间。不过，地下出版业很快成熟起来，且从未被有效地镇压过。1942年底，一家非法的通讯社-信息-开始提供从英国广播公司、瑞典、丹麦的部委机构以及未经审查的新闻来源那里收集到的报道。1943年非法出版物的总流通量达到260万份，一个非法的出版协调委员会和联合新闻室成立了。22

阿恩塞吉尔及其朋友离开斯拉吉尔斯（Slagelse）镇，到哥本哈根大学上学。他们加入了出版的前沿部队。找到一台老式的油印机之后，他们成立了学生信息服务中心。很快，他们就出版非法书籍，将这些书包在硬纸箱里，并从他们的公寓和家中把它们发送出去。约翰斯坦因贝克（John Steinbeck）所著的月亮落下了是一本畅销书，还有丹麦的白皮书-它重新发表了德国入侵时政府与军队所举行会议的文件。该书中所披露的政府的和解行动让许多丹麦人感到震惊；销量达20,000多册。另一本名为希特勒演讲集的书有这样一个封面：它以幽默的手法描述希特勒-骑在白马上，戴着骑士的盔甲，拿着纳粹旗帜。两千本书被邮寄到德国军队的邮政地址；认为上述形象无礼冒失的纳粹党徒们被激怒了。23

不管是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在公开场合，抵抗和不合作都成为丹麦人应对占领的主题。在1942年5月首相思道宁的国家葬礼上，12,000多名民众挤满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厅，表达他们的敬意。克里斯蒂安国王预期会参加，所以，当大厅后面的人群开始骚动时，每个人都站起来翘首以待，认为他们会见到为人所热爱的领袖。然而，德国部长冯伦特费恩科进来了。一位观察员报道说，“无法描述的是，人们以何等快的速度再次坐了下来，而且由于厅很大，动作就像波浪一样，并成为一种独特的默默无语的示威。”当国王最终抵达时，他受到热烈的欢迎。24

作为丹麦人传统的化身，克里斯蒂安国王在社会和精神方面是一个关键人物。在战争之前，他每天骑着马穿越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在占领期间，这些骑马活动继续进行。由于他骑马时没有人护卫，民众会沿路排成队伍，要么欢呼要么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德国士兵也会迅速立正，可是国王会毫无例外地将目光从他们那里移开。“他让我们坚持下来，他让我们团结起来，他指导着我们，”哥本哈根的主教评论道。

另一个享有号召力的人是约翰克里斯特摩斯穆勒（John Christmas Moeller），他是议会中的不合作派议员。1941年，德国人施压让他辞去商务部长的职务。在他坚持通过地下报纸和群众性集会批评德国政策之后，冯伦特费恩科要求将穆勒从议会中驱逐出去，并禁止他发表反对德国的演说。丹麦人拒绝了，于是德国人决定将他逮捕。然后，他逃到伦敦去了，在那里，他通过广播中鼓舞人心的呼吁，在整个抵抗运动时期都发出一种明晰无误的反抗声音。

1942年8月，德国人试图反制日渐增强的抵抗活动-要求扩大新闻审查并对抵抗战士处以死刑。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可是也谴责了抵抗活动。几天后，穆勒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他的国人发出一种不同的呼吁，这种呼吁更能代表他的祖国里的那种精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有责任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的事......履行你的职责-付出你的努力。”25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28

回复 36#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7）——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侮辱、标识卡和罢工

随着丹麦人抗命力度的增大，希特勒开始确信，丹麦正处于叛乱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入侵北非的最后计划，而德国元首正全力试图阻止盟军。任何潜在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像丹麦的情况那样-必须被预先阻止。于是，这位德国领导人决定，改变丹麦-德国关系是必要的-尽管他需要一个由头来为他的行动提供合理的借口。

1942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这个由头来了。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庆贺并祝福国王。国王冷淡且简洁地回答道：“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克里斯蒂安雷克斯。”希特勒将这视为对他本人的冒犯和丹麦不合作的表现。他的应对办法是，召回冯伦特费恩科，要求丹麦为德国部队提供30,000名年轻男子，并要求罢免德国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头条是：“希特勒准备接管丹麦。盖世太保的统治对克里斯蒂安国王构成威胁。”26

德国人派出两个新的党羽，对丹麦人施加压力。赫尔曼冯哈纳克（Hermann von Hanneken）将军被派来接管军队指挥权。沃纳百思特（Werner Best）博士将军是纳粹的资深官僚，成为德国在丹麦的全权代表；希特勒在一个私人会晤中指示他要“实行铁腕统治。”柏林最后的指令是要任命长期以来为纳粹党所钟爱的外交部长斯卡维纽斯为首相。他迅即让他的内阁充满亲德国的同僚。对他的蔑视已经肆无忌惮的丹麦公众到处进行抗议和示威。

沃纳百思特决定不伤害丹麦人提供物质的意愿，并认为第一优先事项是赢得战争，而压制性措施只会促使抵抗行动发展壮大。这让他直接与冯哈纳克发生冲突，可是百思特拥有最终的决策权，除非柏林有另外的指示。他开始与丹麦的议员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份谈到他就任后最初几个月的情况的报告中，他提到，丹麦民众对战争感到“厌烦和疲倦”，德国从丹麦的进口增加，而且工业和农业生产大幅提升。柏林表扬了他的工作，然而百思特却是在粉饰局势：表象之下正涌动着反对占领者的强烈潜流。27

1943年3月23日，百思特允许丹麦举行议会选举-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之一；德国想要证明，它珍视被占领国家的自主权。尽管丹麦的共产党人敦促选民投空白票，以示抗议，其他政党则试图让更多的选民投票。大部分抵抗团体都支持一个民主党派联盟。丹麦青年人合作运动分发了一百多万张带有国旗和“已投票”字样的选民标识卡。展示标识卡不仅是一个象征性举动，而且它还让潜在的弃权者感到羞耻。最后，参选率达到89.5%，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值。联盟党派获得超过94%的选票，并赢得丹麦国会中149个议席中的141个。丹麦纳粹党只保住了他们的三个议席。28

百思特将纳粹党的恶劣表现归咎于丹麦纳粹党领袖佛里茨克劳森（Fritz Clausen）的无能。他没能明白的是，由于重新确认了人们明确地向往自己国家的民主而非外国的占领，选举是一个重大的挫败。在二十世纪，威权政府很少能认识到，举行选举会让一场民众运动获得自主性力量-以及增强反对派力量的潜在机会。

现在，抵抗活动越来越多地将其行动的理由与丹麦人影响战争的机会联系起来。英国广播公司增强了其宣传活动，敦促丹麦人与德国决裂。黑名单被制订出来，参与亲德国活动的丹麦人的名字被通过广播宣读出来-这让人想起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印度人所遭受的耻辱。联军的胜利-尤其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得到广泛的报道，其中隐含的希望是，丹麦人会受到鼓舞，去进行抵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成更多的破坏活动。7月份有93起事件，8月份有220起事件。名为丹麦人霍尔格的团体是一个主要的煽动者-它以一位传奇式丹麦英雄命名，每当丹麦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位英雄就会从沉睡中苏醒。“我憎恶并厌倦于看到大街上充斥着德国人，”简斯理路伦德（Jens Lillulund）在解释他为何帮助成立该团体时说道。“我正沿着哈罗德斯歌德地区骑车前行......这时，一群士兵过来将我围住，我暴怒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再次被捕，那将是因为做了什么让德国人受伤的事。”可是，让入侵者更为受伤的是破坏活动之外的事。29

在其他积极抵抗的迹象的激励下，工人们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抗议形式并不陌生：1920年，劳工领袖们呼吁进行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求宪政改革（这导致内阁和议会拥有更多的决策权）。现在的目标是一个外部的敌人。在一艘维修中的德国巡洋舰受到破坏性攻击后，奥顿斯（Odense）市的德国指挥官将士兵派到造船厂，这时，该市船厂的工人就停工了。与鲁尔区的德国工人非常相似的是，对于丹麦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被迫为外国人工作更让人难堪的了。当有关此事的消息传到该市的其他工厂时，工人们团结一致地停工了。

罢工从奥顿斯蔓延到埃斯波吉格（Esbjerg）。埃斯波吉格是加特兰（Jutland）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那里的一个储存鱼的仓库的停工发展成全市范围的“民众罢工。”所有人-包括渔夫、警察、消防队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都停止工作，关上大门，并一起来到市中心。愤怒的德国人实行起严格的宵禁，可是宵禁受到人们的蔑视。民众涌上大街，拒绝回去工作，直到宵禁被取消。五天之后，德国人反悔了。两天后，奥顿斯爆发了另一处罢工，而且抵抗活动似乎扩散到更大的城市，包括阿尔伯格（Aalborg）和阿哈斯（Aarhus）。在奥顿斯市，部委官员、市长、乃至工会领袖都哀求工人回去工作。可是，工人们已经明白，罢工是如何让德国士兵和管理者感到不安的。如果德国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丹麦经济，那么工人们就会尽其所能地让经济活动戛然而止。

奥顿斯的罢工开始具有暴力性质了。一群愤怒的民众一度挑衅一位士兵，该名士兵拿出枪，向人群开了很多枪，打伤了四人，包括一位年幼的男孩。愤怒的民众制服那名士兵，将他打死。希特勒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对该市课以一百万克朗的罚款，罚款要交付给德国军队。宵禁也要强制推行，同时，剧院和电影院被关闭，而且如果不交出那些“犯下虐待德国军官之罪”的民众，有人就有被逮捕的危险。30

对于沃纳百思特来说，罢工极其让人尴尬，他无数次地请求丹麦政府控制住罢工活动。然而，无人理睬丹麦内阁和议会发出的要求回归“平静与秩序”的呼吁，因为工人们支持抵抗行动的领袖们。百思特被召到柏林，因正在发生的事而被追究责任。他建议继续采用温和手段，并指出，罢工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可是，这次他被冯哈纳克将军占了上风，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由于罢工和破坏活动的蔓延无法被控制住，而且战争正发生危险的转变，希特勒最后同意了将军的意见。除非丹麦人同意严厉的新条件，否则会宣布实行军事紧急状态，而冯哈纳克将军则将接管这一国家。

“这是一个转折点”

1943年8月28日，德国人向丹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采取八项具体措施：禁止罢工、超过五人的公开集会、以及在关着的房间或公开场所中的私人会晤；在晚上实行宵禁；收走所有的武器；将审查工作转交给德国人；建立简易审判厅以处理所有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并对破坏活动、违抗德国军队以及拥有武器的行为处以死刑。简言之，丹麦会被噤声和阉割。

最后通牒被立即拒绝。“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将会减弱政府让民众保持克制的可能性，”政府回答道。合作政策完了。斯卡维纽斯和他的内阁辞职。第二天，德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厂、工厂和其他关键设施。士兵走进居民区，逮捕富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纸编辑、议员和商人。每一个主要建筑物和设施都派驻有德国哨兵。丹麦人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会首先听到冯哈纳克的声明：“公务员应继续工作，遵守德国当局所下发的命令......所有的罢工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可能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另外还有一件事：所有的电话都被弄得无法使用，而且邮政服务也被关闭。

军队的接管让沃纳百思特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他急于为他自己的失败找到替罪羊。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固执己见的政治失意者一样，他认为媒体要负责任，指责它们无视他关于不要激怒德国人的警告。“在这个荒谬的小国家，媒体散播了一种德国是虚弱的信念，”他对一群正在开会的著名媒体人这么说道。“昨天晚上，你们获得了自己的奖赏。”对于丹麦的抵抗行动来说，这确实如此。镇压让抵抗的使命变得清晰。“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地下报纸自由丹麦如是说。“可是，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一种缓慢演变的事态......现在得到了公开的证实。”八月的罢工显示丹麦人会对抗德国人；街道上的士兵现在提醒人们：他们是一场更大的战争的一部分。31

然而，对丹麦全体民众来说，个人风险正成为公开抵抗的伴生物。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尽管其合作政策遭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在普通丹麦人和德国人之间却起到缓冲作用。虽然各部委部门在内阁辞职后仍旧照常运转，以维持公共和社会服务的运营，那个挡箭牌现在却差不多消失了，而且人们无法得知冯哈纳克将军会做出什么事。

对于丹麦的8,000名犹太人来说，对未知之事的恐惧更甚。从占领一开始，丹麦政府就保障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希望防止骚乱的德国人在丹麦犹太人问题上降低了调门。在初次入侵后仅仅六天，冯伦特费恩科就警告柏林说，“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事情超出非常必要的范围的话，那就会导致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瘫痪或者很大的动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应该被低估。”32

当沃纳百思特在发号施令时，他继续这种不干涉策略，他的上级-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宾特洛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从未迫使他改变政策，尽管有来自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压力。可是，当罢工和破坏活动于1943年8月达到顶点时，总是能够觉察到政治风向变化的百思特改变了他的策略。他于9月8日起草了一份发给柏林的长长的电报，建议逮捕丹麦所有的犹太人。他知道这会取悦于艾希曼、希姆莱，以及最为重要的希特勒。他还要求执行这些逮捕任务的警察人员。

9月15日，党卫军营队和安全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两天后，百思特得到希特勒正式的批准。到这时，让百思特再次担心的是，逮捕犹太人会导致太多的骚乱。他向其在哥本哈根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乔治达客维茨（Georg Duckwitz）讲述了他的保留看法。后者是德国的货运专员，自青少年时期就参与到纳粹党的活动中来。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这会损害德国-丹麦的关系。在他看到希特勒给百思特的答复的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33

百思特意识到，他仍旧必须遵守命令，执行计划。由于犹太新年开始于9月30日星期四，犹太人家庭会在星期四以及10月1日星期五在他们的家中庆祝新年。于是，他建议逮捕行动于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开始，并持续到星期六早晨。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犹太人将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的家中被抓获，并且相对来说，这不会引起多大的动静。可是，没有德国人-甚至沃纳百思特也没有-预计到乔治达客维茨会做些什么。

9月28日星期四，在与百思特会谈之后，达客维茨打电话给汉斯海德托福特（Hans Hedtoft），要求见他以及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后者是丹麦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是达客维茨的私人朋友。当他们在那天下午碰面时，达客维茨显得毫不忌讳，因为他将德国人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督促他们开始向犹太人发出警告。他们立即与犹太人社区最重要的男子联系，包括拉比马库斯梅尔希尔（Marcus Melchior）-他是大拉比-和朱利斯马格林斯基（Julius Margolinsky）-他组织人们送信，告诉犹太人躲藏起来。

部分地是由于许多非犹太人的丹麦人，这一消息像闪电般散播开来。救护车司机约根纳德森（Jorgen Knudsen）翻遍当地的电话薄，寻找有着“听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的家庭的住址。接着，他开着他的救护车去警告他们，而且如果他们没有藏身之处，他就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积极进行抵抗的医生的家中。其他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全然不相识的人主动接近，而且这些人要将他们公寓或者房子的钥匙交给犹太人。正如海法大学研究犹太人当代史的教授莱尼亚西尔（Leni Yahil）所说，“这里的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人所不习惯的。”丹麦的犹太人已经溜掉，“躲在丹麦人在一夜之间所堆起的生命墙的后面。”一位丹麦人写道：“......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经历，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对德国的力量的敬畏，一直对自己说‘我能怎么办呢？’的同一群人是如何突然同心协力地站起来对抗德国人，并向他们无辜的弟兄积极提供帮助的。”34

对犹太人的救助震动了整个国家，驱使很多丹麦人展开有力的抵抗行动。自由丹麦报宣布丹麦人不能屈服于德国人的威胁，即便“如果我们帮助我们的犹太同胞，严厉的处罚在等着我们，而且我们有被带到德国的可能性......我们也应该继续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对我们而言，过去两个晚上的经历已成为丹麦命运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一危难的时刻抛弃犹太人，我们就是抛弃了我们自己的祖国。”35

代表丹麦社会各个层面的组织几乎都谴责了德国人的举动。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哈斯大学关闭了一周，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沃纳百思特发出一封抗议信，并将此信转发给神职人员，以便他们在讲道中采用。（从此以后，教会帮助建立了地下网络，而且信徒们也大量加入现有的抵抗团体。）最后，新近组建的自由委员会-一个七人小组，代表不同的抵抗团体-发出一份声明，谴责“德国人发动的大屠杀。”36

然而，犹太人仍未获得安全。德国人10月2日的一个命令要求所有的非犹太人把他们交给当局-因此，他们绝无可能再继续安全地躲藏在丹麦了。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去中立国瑞典的途径。为将犹太人从内陆地区的藏身之处运送到海岸，几十个团体涌现了出来。在海边上，犹太人可以被装进渔船、橡皮艇救生船、乃至单人皮艇。那个名为丹麦人霍尔格（Holger）的破坏团体现在倾全力救助犹太人，他们在哥本哈根港口地区的家中躲藏起来，直到傍晚时分，那时犹太人会被该团体的十二艘渔船带到瑞典。

阿恩塞吉尔及其在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的同事收集有关犹太人逃亡路线上德国军队活动的信息-这是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五位学生在一次收集情报的活动中被杀害。国民时报的记者们与抵抗团体和地下救助小组保持着联系，提供有关逃亡路线和德国军队数量的信息。代号“土豆”被用来指代逃亡的犹太人。一位记者记得曾这么报道过：“今天，十八包土豆卖给了爱吉（Ege）太太......二十包土豆通过林格比（Lyngby）的中间商卖掉......将土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个好主意。”37

每当一船的犹太难民向瑞典驶去时，丹麦的抵抗活动就会尝到另一次胜利的滋味，而且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助于增强其决心并扩大其队伍。尽管德国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搜捕丹麦的犹太人，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7,200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和2日的袭击中，只有472名犹太人被抓获。让上述行动成为可能的国民的团结使得丹麦更为坚决地反抗德国人，而且它向盟军和持怀疑态度的丹麦人证明，一个有着具体和现实的目标、组织良好的抵抗行动是能够颠覆第三帝国的权力的。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19:30

回复 37#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8）——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侮辱、标识卡和罢工

随着丹麦人抗命力度的增大，希特勒开始确信，丹麦正处于叛乱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入侵北非的最后计划，而德国元首正全力试图阻止盟军。任何潜在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像丹麦的情况那样-必须被预先阻止。于是，这位德国领导人决定，改变丹麦-德国关系是必要的-尽管他需要一个由头来为他的行动提供合理的借口。

1942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这个由头来了。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庆贺并祝福国王。国王冷淡且简洁地回答道：“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克里斯蒂安雷克斯。”希特勒将这视为对他本人的冒犯和丹麦不合作的表现。他的应对办法是，召回冯伦特费恩科，要求丹麦为德国部队提供30,000名年轻男子，并要求罢免德国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头条是：“希特勒准备接管丹麦。盖世太保的统治对克里斯蒂安国王构成威胁。”26

德国人派出两个新的党羽，对丹麦人施加压力。赫尔曼冯哈纳克（Hermann von Hanneken）将军被派来接管军队指挥权。沃纳百思特（Werner Best）博士将军是纳粹的资深官僚，成为德国在丹麦的全权代表；希特勒在一个私人会晤中指示他要“实行铁腕统治。”柏林最后的指令是要任命长期以来为纳粹党所钟爱的外交部长斯卡维纽斯为首相。他迅即让他的内阁充满亲德国的同僚。对他的蔑视已经肆无忌惮的丹麦公众到处进行抗议和示威。

沃纳百思特决定不伤害丹麦人提供物质的意愿，并认为第一优先事项是赢得战争，而压制性措施只会促使抵抗行动发展壮大。这让他直接与冯哈纳克发生冲突，可是百思特拥有最终的决策权，除非柏林有另外的指示。他开始与丹麦的议员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份谈到他就任后最初几个月的情况的报告中，他提到，丹麦民众对战争感到“厌烦和疲倦”，德国从丹麦的进口增加，而且工业和农业生产大幅提升。柏林表扬了他的工作，然而百思特却是在粉饰局势：表象之下正涌动着反对占领者的强烈潜流。27

1943年3月23日，百思特允许丹麦举行议会选举-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之一；德国想要证明，它珍视被占领国家的自主权。尽管丹麦的共产党人敦促选民投空白票，以示抗议，其他政党则试图让更多的选民投票。大部分抵抗团体都支持一个民主党派联盟。丹麦青年人合作运动分发了一百多万张带有国旗和“已投票”字样的选民标识卡。展示标识卡不仅是一个象征性举动，而且它还让潜在的弃权者感到羞耻。最后，参选率达到89.5%，是该国历史上的最高值。联盟党派获得超过94%的选票，并赢得丹麦国会中149个议席中的141个。丹麦纳粹党只保住了他们的三个议席。28

百思特将纳粹党的恶劣表现归咎于丹麦纳粹党领袖佛里茨克劳森（Fritz Clausen）的无能。他没能明白的是，由于重新确认了人们明确地向往自己国家的民主而非外国的占领，选举是一个重大的挫败。在二十世纪，威权政府很少能认识到，举行选举会让一场民众运动获得自主性力量-以及增强反对派力量的潜在机会。

现在，抵抗活动越来越多地将其行动的理由与丹麦人影响战争的机会联系起来。英国广播公司增强了其宣传活动，敦促丹麦人与德国决裂。黑名单被制订出来，参与亲德国活动的丹麦人的名字被通过广播宣读出来-这让人想起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印度人所遭受的耻辱。联军的胜利-尤其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得到广泛的报道，其中隐含的希望是，丹麦人会受到鼓舞，去进行抵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成更多的破坏活动。7月份有93起事件，8月份有220起事件。名为丹麦人霍尔格的团体是一个主要的煽动者-它以一位传奇式丹麦英雄命名，每当丹麦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位英雄就会从沉睡中苏醒。“我憎恶并厌倦于看到大街上充斥着德国人，”简斯理路伦德（Jens Lillulund）在解释他为何帮助成立该团体时说道。“我正沿着哈罗德斯歌德地区骑车前行......这时，一群士兵过来将我围住，我暴怒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再次被捕，那将是因为做了什么让德国人受伤的事。”可是，让入侵者更为受伤的是破坏活动之外的事。29

在其他积极抵抗的迹象的激励下，工人们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抗议形式并不陌生：1920年，劳工领袖们呼吁进行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求宪政改革（这导致内阁和议会拥有更多的决策权）。现在的目标是一个外部的敌人。在一艘维修中的德国巡洋舰受到破坏性攻击后，奥顿斯（Odense）市的德国指挥官将士兵派到造船厂，这时，该市船厂的工人就停工了。与鲁尔区的德国工人非常相似的是，对于丹麦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被迫为外国人工作更让人难堪的了。当有关此事的消息传到该市的其他工厂时，工人们团结一致地停工了。

罢工从奥顿斯蔓延到埃斯波吉格（Esbjerg）。埃斯波吉格是加特兰（Jutland）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那里的一个储存鱼的仓库的停工发展成全市范围的“民众罢工。”所有人-包括渔夫、警察、消防队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都停止工作，关上大门，并一起来到市中心。愤怒的德国人实行起严格的宵禁，可是宵禁受到人们的蔑视。民众涌上大街，拒绝回去工作，直到宵禁被取消。五天之后，德国人反悔了。两天后，奥顿斯爆发了另一处罢工，而且抵抗活动似乎扩散到更大的城市，包括阿尔伯格（Aalborg）和阿哈斯（Aarhus）。在奥顿斯市，部委官员、市长、乃至工会领袖都哀求工人回去工作。可是，工人们已经明白，罢工是如何让德国士兵和管理者感到不安的。如果德国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丹麦经济，那么工人们就会尽其所能地让经济活动戛然而止。

奥顿斯的罢工开始具有暴力性质了。一群愤怒的民众一度挑衅一位士兵，该名士兵拿出枪，向人群开了很多枪，打伤了四人，包括一位年幼的男孩。愤怒的民众制服那名士兵，将他打死。希特勒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对该市课以一百万克朗的罚款，罚款要交付给德国军队。宵禁也要强制推行，同时，剧院和电影院被关闭，而且如果不交出那些“犯下虐待德国军官之罪”的民众，有人就有被逮捕的危险。30

对于沃纳百思特来说，罢工极其让人尴尬，他无数次地请求丹麦政府控制住罢工活动。然而，无人理睬丹麦内阁和议会发出的要求回归“平静与秩序”的呼吁，因为工人们支持抵抗行动的领袖们。百思特被召到柏林，因正在发生的事而被追究责任。他建议继续采用温和手段，并指出，罢工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可是，这次他被冯哈纳克将军占了上风，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由于罢工和破坏活动的蔓延无法被控制住，而且战争正发生危险的转变，希特勒最后同意了将军的意见。除非丹麦人同意严厉的新条件，否则会宣布实行军事紧急状态，而冯哈纳克将军则将接管这一国家。

“这是一个转折点”

1943年8月28日，德国人向丹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采取八项具体措施：禁止罢工、超过五人的公开集会、以及在关着的房间或公开场所中的私人会晤；在晚上实行宵禁；收走所有的武器；将审查工作转交给德国人；建立简易审判厅以处理所有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并对破坏活动、违抗德国军队以及拥有武器的行为处以死刑。简言之，丹麦会被噤声和阉割。

最后通牒被立即拒绝。“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将会减弱政府让民众保持克制的可能性，”政府回答道。合作政策完了。斯卡维纽斯和他的内阁辞职。第二天，德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电厂、工厂和其他关键设施。士兵走进居民区，逮捕富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纸编辑、议员和商人。每一个主要建筑物和设施都派驻有德国哨兵。丹麦人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会首先听到冯哈纳克的声明：“公务员应继续工作，遵守德国当局所下发的命令......所有的罢工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可能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另外还有一件事：所有的电话都被弄得无法使用，而且邮政服务也被关闭。

军队的接管让沃纳百思特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他急于为他自己的失败找到替罪羊。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固执己见的政治失意者一样，他认为媒体要负责任，指责它们无视他关于不要激怒德国人的警告。“在这个荒谬的小国家，媒体散播了一种德国是虚弱的信念，”他对一群正在开会的著名媒体人这么说道。“昨天晚上，你们获得了自己的奖赏。”对于丹麦的抵抗行动来说，这确实如此。镇压让抵抗的使命变得清晰。“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地下报纸自由丹麦如是说。“可是，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一种缓慢演变的事态......现在得到了公开的证实。”八月的罢工显示丹麦人会对抗德国人；街道上的士兵现在提醒人们：他们是一场更大的战争的一部分。31

然而，对丹麦全体民众来说，个人风险正成为公开抵抗的伴生物。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尽管其合作政策遭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在普通丹麦人和德国人之间却起到缓冲作用。虽然各部委部门在内阁辞职后仍旧照常运转，以维持公共和社会服务的运营，那个挡箭牌现在却差不多消失了，而且人们无法得知冯哈纳克将军会做出什么事。

对于丹麦的8,000名犹太人来说，对未知之事的恐惧更甚。从占领一开始，丹麦政府就保障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希望防止骚乱的德国人在丹麦犹太人问题上降低了调门。在初次入侵后仅仅六天，冯伦特费恩科就警告柏林说，“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事情超出非常必要的范围的话，那就会导致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瘫痪或者很大的动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应该被低估。”32

当沃纳百思特在发号施令时，他继续这种不干涉策略，他的上级-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宾特洛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从未迫使他改变政策，尽管有来自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压力。可是，当罢工和破坏活动于1943年8月达到顶点时，总是能够觉察到政治风向变化的百思特改变了他的策略。他于9月8日起草了一份发给柏林的长长的电报，建议逮捕丹麦所有的犹太人。他知道这会取悦于艾希曼、希姆莱，以及最为重要的希特勒。他还要求执行这些逮捕任务的警察人员。

9月15日，党卫军营队和安全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两天后，百思特得到希特勒正式的批准。到这时，让百思特再次担心的是，逮捕犹太人会导致太多的骚乱。他向其在哥本哈根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乔治达客维茨（Georg Duckwitz）讲述了他的保留看法。后者是德国的货运专员，自青少年时期就参与到纳粹党的活动中来。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这会损害德国-丹麦的关系。在他看到希特勒给百思特的答复的那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33

百思特意识到，他仍旧必须遵守命令，执行计划。由于犹太新年开始于9月30日星期四，犹太人家庭会在星期四以及10月1日星期五在他们的家中庆祝新年。于是，他建议逮捕行动于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开始，并持续到星期六早晨。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犹太人将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的家中被抓获，并且相对来说，这不会引起多大的动静。可是，没有德国人-甚至沃纳百思特也没有-预计到乔治达客维茨会做些什么。

9月28日星期四，在与百思特会谈之后，达客维茨打电话给汉斯海德托福特（Hans Hedtoft），要求见他以及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后者是丹麦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是达客维茨的私人朋友。当他们在那天下午碰面时，达客维茨显得毫不忌讳，因为他将德国人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督促他们开始向犹太人发出警告。他们立即与犹太人社区最重要的男子联系，包括拉比马库斯梅尔希尔（Marcus Melchior）-他是大拉比-和朱利斯马格林斯基（Julius Margolinsky）-他组织人们送信，告诉犹太人躲藏起来。

部分地是由于许多非犹太人的丹麦人，这一消息像闪电般散播开来。救护车司机约根纳德森（Jorgen Knudsen）翻遍当地的电话薄，寻找有着“听起来像犹太人的名字”的家庭的住址。接着，他开着他的救护车去警告他们，而且如果他们没有藏身之处，他就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积极进行抵抗的医生的家中。其他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全然不相识的人主动接近，而且这些人要将他们公寓或者房子的钥匙交给犹太人。正如海法大学研究犹太人当代史的教授莱尼亚西尔（Leni Yahil）所说，“这里的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人所不习惯的。”丹麦的犹太人已经溜掉，“躲在丹麦人在一夜之间所堆起的生命墙的后面。”一位丹麦人写道：“......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经历，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对德国的力量的敬畏，一直对自己说‘我能怎么办呢？’的同一群人是如何突然同心协力地站起来对抗德国人，并向他们无辜的弟兄积极提供帮助的。”34

对犹太人的救助震动了整个国家，驱使很多丹麦人展开有力的抵抗行动。自由丹麦报宣布丹麦人不能屈服于德国人的威胁，即便“如果我们帮助我们的犹太同胞，严厉的处罚在等着我们，而且我们有被带到德国的可能性......我们也应该继续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对我们而言，过去两个晚上的经历已成为丹麦命运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一危难的时刻抛弃犹太人，我们就是抛弃了我们自己的祖国。”35

代表丹麦社会各个层面的组织几乎都谴责了德国人的举动。哥本哈根大学和阿哈斯大学关闭了一周，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沃纳百思特发出一封抗议信，并将此信转发给神职人员，以便他们在讲道中采用。（从此以后，教会帮助建立了地下网络，而且信徒们也大量加入现有的抵抗团体。）最后，新近组建的自由委员会-一个七人小组，代表不同的抵抗团体-发出一份声明，谴责“德国人发动的大屠杀。”36

然而，犹太人仍未获得安全。德国人10月2日的一个命令要求所有的非犹太人把他们交给当局-因此，他们绝无可能再继续安全地躲藏在丹麦了。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去中立国瑞典的途径。为将犹太人从内陆地区的藏身之处运送到海岸，几十个团体涌现了出来。在海边上，犹太人可以被装进渔船、橡皮艇救生船、乃至单人皮艇。那个名为丹麦人霍尔格（Holger）的破坏团体现在倾全力救助犹太人，他们在哥本哈根港口地区的家中躲藏起来，直到傍晚时分，那时犹太人会被该团体的十二艘渔船带到瑞典。

阿恩塞吉尔及其在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的同事收集有关犹太人逃亡路线上德国军队活动的信息-这是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五位学生在一次收集情报的活动中被杀害。国民时报的记者们与抵抗团体和地下救助小组保持着联系，提供有关逃亡路线和德国军队数量的信息。代号“土豆”被用来指代逃亡的犹太人。一位记者记得曾这么报道过：“今天，十八包土豆卖给了爱吉（Ege）太太......二十包土豆通过林格比（Lyngby）的中间商卖掉......将土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个好主意。”37

每当一船的犹太难民向瑞典驶去时，丹麦的抵抗活动就会尝到另一次胜利的滋味，而且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助于增强其决心并扩大其队伍。尽管德国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搜捕丹麦的犹太人，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7,200名犹太人成功地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和2日的袭击中，只有472名犹太人被抓获。让上述行动成为可能的国民的团结使得丹麦更为坚决地反抗德国人，而且它向盟军和持怀疑态度的丹麦人证明，一个有着具体和现实的目标、组织良好的抵抗行动是能够颠覆第三帝国的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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