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召开媒体见面会 接受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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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下午15时许，莫言再次在高密老家召开媒体见面会，会见到访的数百位记者。

莫言：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跑了这么远，专门来采访我，让大家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很抱歉。我也知道在座很多朋友给我手机发过很多短信，也发过邮件，我确实没法处理，因为手机一开开，就没法弄了，电话也响，短信也响，我一个也看不了，非常抱歉，也非常感谢。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回答。

问题：获奖后是否会迁居海外？

莫言：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离开这个国家干吗？

发布会现场当有记者问及是否获奖后会迁居海外时，莫言直截了当地回答：“离开这个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在这里土生土长，这里的朋友很多，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话音未落，现场爆发出阵阵笑声。

     法新社：我是法新社的，谢谢，首先恭喜莫老师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的一些艺术家说莫老师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些密切，比如说你抄写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个艺术家说，莫老师站在权力的角度去谈社会。我想问莫老师对这样的评语有什么看法？

答：所有的批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对我来讲有的是没有道理的。难道抄写了一个《延安讲话》就是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我上个月在上海也正面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日本的作家叫阿刀田高先生，我们访谈的时候说过，他知道文学是干什么的和为什么的，其原因是因为他读过毛泽东在延安做的讲话，然后他立即问我，你对这个讲话怎么看？我说这是一个在网上炒了很久的问题，也是我挨过很多骂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毛泽东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样一个文献在当时那种社会历史的背景下，对于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地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间机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文性。

我们这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延安讲话的局限，而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个讲话全部否定了，因为我认为这个讲话还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讲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说你不能老是唱下里巴人，还要有阳春白雪。讲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他讲生活是艺术唯一的源泉。他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概念。这些东西我还是认可的。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而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是比较模糊的，而且比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我觉得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出了这么多批评的意见和辱骂的意见，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我抄它，是因为它里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需要。

你刚才讲我们这个体制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它的文学的气质和文学的特质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在诺贝尔的历史上，像萨特，就是你们法国的共产党员。像肖洛霍夫是苏联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依然是经典，依然在被千百万人阅读。我在中国工作过，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很明确的，站在伦理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很多人认为我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政权的胜利。如果说是政治政权的胜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这个奖。我得了这个奖，说明瑞典文学院比发这些议论的人要高明。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

再一个问题是跟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和不密切，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用什么来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他们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他们就认为我就是和共产党关系密切，他们不密切吗？这个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作家是靠作品出发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是在座的朋友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写的，比如说《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瑞典电视台：我想问一下莫言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去年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的一些著作，或者是其他瑞典一些作家的著作？你对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看法？你日常都会有什么活动？谢谢。

莫言：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我读过一些他的诗，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写的诗不多，但是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质量非常高。当然我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他的很多艺术品质没有得到非常完美的表现，仅仅我们看到的翻译过来的版本也是非常好的。我对瑞典了解得甚少，只去过一次，走马观花。我也对瑞典社会和瑞典其他方面的东西说不出个究竟来。

山东电视台：你好，我是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我知道故乡是您的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创作素材。这片土地和您这次获奖有什么样的联系？谢谢。

莫言：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中新社：莫言老师，您好，我是中新社的记者。这次您获奖以后，网络上有很多的言论说，从您获奖以后，会不会引起一些“莫言热”以及“文学热”，您希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其次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的文学健康的发展，在接下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谢谢。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什么“莫言热”，如果不幸引起的话，我希望这个热尽快地冷却，顶多一个月，大家赶快忘掉。由此会不会引起一种文学的热情？这是我很期待的。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作品，也希望更多的读者来读书。当然我也希望我们作家更加努力地创作，写出值得读者阅读的小说或者是诗歌。谢谢。

香港无线电视台：莫老师，您好，我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记者，想问一下，因为你很多作品都是以家乡为主的，但是现在你有不少的时间在北京居住，北京这个城市，有没有想到未来的作品会以城市为主，或者是香港？有机会到香港吗？

莫言：我的小说确实是写了很多的农村题材，我本人也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实际上我对后来的写作里面城市对我的影响已经在小说里面有所体现，但是我没有把它完全放在一个明确的背景里，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而是写了很多在一个乡愁的基础上成长的城市，也就是说我的乡愁已经跟30年代的乡愁有很大的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愁，已经是城乡化，城镇化的乡愁。这样一个城镇化的乡愁跟大城市的生活当然有区别，但已经却别不大。你如果说我一直是一个乡愁作家，严格的说不太能够让我服气的。

香港电视台：会有计划到香港去吗？

莫言：会有机会去的。

香港电视台：我是香港电视台，想请教老师两个问题。第一是老师怎么看现在中国出版的自由呢？另外我没有看过《红高粱》这个电影，以我理解就是抗日的一个部分比较多，你怎么看现在中日关系发展，还有比如说在《蛙》讲的计划生育的问题，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概念？

莫言：出版自由和出版不自由这是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在很多海外的国家里面涉及到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出版也受到限制，经常会引发因为一本书引起整个族群的强烈的抗议的事件，这个大家都可以非常的清楚。

中国的小说写作，小说出版，你说它完全自由当然不是。因为在我们过去十几年里，几十年里，确实有一些书会被拉出来点名，有的书会被有关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是你如果读一下现在那些公开出版的书，再读一下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公开出版的书，你就会发现这种出版的宽度已经放宽的令人惊讶的地步。

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问题，首先我觉得争端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争端的话，那干嘛会闹的这么大。而且要完全选择争端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争端就解决了吗。日本败了它就会承诺中国合法主权吗，海外也是一样。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争端问题，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措施，那就是搁置争端，大家先谈友谊，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影响两国人的睡眠和吃饭，先放在这个地方。甚至这个地方可以让鱼类生活的更好一些，因为我去过韩国跟朝鲜的三八线，这个三八线是无人区，两国谁也不能过线，这个地方是动物的天堂，里边全是鸟，全是野猪，树木长的非常的繁茂。

所以搁置争端有时候也未必不好，海洋的争端暂时一下也是鱼类的福音，人类捕鱼捕的疯狂了有一个争端的地方谁都不许去，让鱼过去，鱼类感谢你。

大众网：你好，我是大众网的记者，您在微博中说到，感谢朋友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对我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我想请问的是，听是看到什么样的人心，看到了什么样的自己？

莫言：关于我获诺贝尔奖，网上的争论大概持续了有20多天了，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偶尔上网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是挺我的，有的是批评我的。批评我的意见，刚才法新社的记者提问了，我套用原来的话，我怎么着怎么着，有一些谩骂，说这个，说那个，对人身攻击了，我都忽略不计了。我就觉得有一些对我艺术上的批评，比如我的语言泥沙俱下，我的小说立意不高，我的小说存在了很多地方的重复性，那我就从立意上对我进行批评，当然是对我的帮助，让我今后的创作提高，避免已经存在的缺陷。

挺我的呢，他们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希望我能够获得奖项。我刚才说的见到人心嘛，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上面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言为心声，里边的人心。见到我自己，我过去不知道被中国人喜欢，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讨厌我，或者仇恨我。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作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微博时代作家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有了这么一个平台，有了这么一个话头，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喜欢我，喜欢我的作品，我也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对我咬牙切齿，也有这么多人对我的作品有这么中肯的，这么尖锐的合理的批评意见。所以通过这个我认识我自己。

问：莫言老师，我想问一下，刚才法新社也问到关于体制内的问题。您也说您自己的作品是一直都在批判社会的黑暗面，您觉得您现在自己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您在自己的作品里有充分说出你自己想说的东西吗？或者你有没有考虑过像之前高行健一样离开这个国家呢？

莫言：我离开了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呆在高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我也认为一个人他有各种各样选择的自由，现在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去写作，我觉得也很好。有的人选择留在他的故土写作这也很好，你不要认为谁出去了谁不爱国，谁没出去谁就是爱国，这都是非常片面的认识。谁愿意走就走，谁不愿意走也不要强迫人家走。我们过去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夫子的教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的，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就对了吗？你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你就觉得羊肉特别好吃，你逼着一个不吃羊肉的人吃羊肉，对吗？也不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香港卫报：我是香港卫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假如你想给全世界的读者推荐一本汉语语言文学著作包括古代的，现当代的，也包括港澳台大陆的您会推荐哪一本，当然您也可以推荐你自己的？第二个，今年12月底您会去瑞典接受领奖，您现在开始酝酿着那时演讲的稿子了吗，您会讲些什么？

莫言：推荐一本书，从浩如烟海的书里推荐一本，简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我推荐不了，因为起码有几十本书都一样的好，甚至几百本书都一样的好，关于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去瑞典领奖我当然会去，而且演讲也会讲，但在上面讲什么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所以今天出席这样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也不是所愿，这个即兴的回答，表达的意思也许不完整，或者没有让记者们理解，往往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我想我在瑞典的演讲是要写成讲稿的，所以现在也无法透露，因为没有想好。如果现在把所有的想法告诉你，那我就可以不去瑞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