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正义感忧世 当代中国十贤之一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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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中国人普遍功利心重，而且急功近利，原因是什么？这是资中筠演讲会后，现场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对此问题，资先生从历史和现实及东西方差异两个方面做出了分析。她说, 一是中国人从传统上就比较重功利， 中国不缺乏为原则而牺牲的殉道者， 但很少有人为与尘世无关的事去牺牲， 比如‘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转’这样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较深， 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科学的发展。现在的急功近利则有新的原因，从政治环境氛围原因分析， 一切为政权服务，比传统功利更厉害， 只要政治站队站对了，就可以飞黄腾达， 站错了就会失去一切。现在的拜金主义实际是从‘批判物质刺激’的虚伪宣传演变出的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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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已过耄耋之年的资中筠，受《此时此刻》杂志之邀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学界的讨论会和演讲会。无论谈古论今，还是述往怀人， 都在中西文化间自由驰骋，就中国的发展进行冷静思考讨论。例如资中筠谈到’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时认为：实际上，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孔孟之道， 其中都有一些普世价值的内涵，如孔子学说中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向善之心等等。 但却被故意抽掉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很丰富， 不止一家。 但从汉武帝尊孔开始， 孔孟之道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一种学说被统治阶级作为工具之后就被利用了， 包括马克思主义。 现在突然搬出孔孟之道是反动的， 就是因为马列没人信了， 又是西方的， 抬出来是为抵制民主自由， 大讲国学也是把历史向后拉。”因此她认为， 故意强调中国特色实际是突出在政治层面， 是将马列主义与孔孟之道奇怪地连在一起。资中筠演讲会的题目是《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是通过回顾中国留学生的历史， 横亘一百年。她谈到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黄金10年， 主要是有一大批留学生发挥了作用。他们出国留学目的很明确， 就是“取他国之长，补自己之短”。 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外交、引进现代科学、各学科建设、引进新的思想、以及成为民间一种坚韧的力量。那时的留学生国学基础好， 起点高，对中国文化弊端看得较透， 而且由于地位较高， 很有骨气， 人格独立， 在私营领域有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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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也谈到现在的留学生很多用脚投票， 不再回国， 这无可厚非。 但留在海外的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两头通吃， 骗来骗去， 追求名利。这种人说违心话， 出馊主意。另一种在感情上，思想上关心中国，希望推动中国的进步， 能为祖国做点什么。 她提醒说， 目前要警惕两种倾向， 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 打着爱国的旗号迷惑人； 另一种是民粹主义， 认为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最后她的结论是， 在中国改变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人自己， 尤其是在大陆的中国人。演讲结束后， 现场观众踊跃提问，有一个听众问：台湾蒋经国先生把一个处于危机中的政府挽救过来， 改造成一个民主政府， 这是一种偶然， 还是民国政治走向的必然？中国大陆有无这种可能。资先生回答说， 不太可能， 因为当时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的环境不一样， 它必须痛定思痛， 而且除了蒋经国本人思想的变化，当时台湾已经有反对派， 公营经济较弱， 有一定社会民主基础， 有点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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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u0 X8 e$ ^另一个听众问， 现在中国有一种说法是“改革是找死， 不改革是等死”， 您认为中国是否能像前苏联一样，有个华丽转身成为民主国家而不死。对此资先生回答，那得先问是谁死？改革的话， 中华民族不会死， 不改革的话， 倒有可能被拖死。 一个党的消长死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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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被称作当代中国十贤之一。 她曾是中国大陆研究国际政治及美国问题的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她通晓英法语， 曾翻译多部英法文学名著和理论著作，如法国巴尔扎克的《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国沃勒所著的《廊桥遗梦》； 美国薇拉·凯瑟所著的《啊，拓荒者》；英国阿兰·德波顿所著的《哲学的慰藉》等。但所有这些头衔及成就与她1996年退休之后的所作所为相比，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近二十多年来， 她以一种“我笔归我有“的独立意识，更加贴近观察中国的现实，奋笔疾书，展现出一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紧迫意识。
资中筠以前就出版过多部论述及随笔，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共有五册，分别为《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以及《闲情记美》。2013年， 香港的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的新著《思想是钱买不来的》。这些著作中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而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逻辑，“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