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痛与忏悔之思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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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谈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时说：“写作新小说时我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这何尝不是莫言自己创作的夫子自道。2009年《蛙》在《收获》上刊载，同年底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颇受文学界好评。作为一个已经写出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许多优秀作品的作家，莫言写作《蛙》时有很高的起点，对于像莫言这样“重复自己是可耻的抄袭”的成熟作家来说，写作最大的困惑是如何面对已有作品的挑战，在阅读《蛙》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蛙》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对莫言以往作品的超越？《蛙》如何处理莫言在谈大江健三郎时提出的两个问题？《蛙》的创作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

就作品的历史感和作品的艺术创新性来说，莫言、铁凝、王安忆、贾平凹、张炜等50后小说家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创作群体。作为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从以政治为中心到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变革，他们的写作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变革风潮的激荡，经受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洗礼，他们的写作也跟着当代社会发展的脚步而成长。这代小说家无可匹敌地成为当下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有饱满的历史记忆，他们对文学有着痴迷的情怀，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在写作中坚守文学的理想，他们的创作追求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艺术的高度。他们怀着深深的社会责任感去写作那些关于民族历史的重要题材，思索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代小说家来说，当代社会生活的变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写作资源库。

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历史，历史的机缘在不同的时代为人物的命运变化带来了丰富的戏剧性，在历史宏大的机制下，个人的身影是卑微而渺小的。小说叙事的魅力在于可以自由地穿行于虚构与历史之间，以历史性和想象性混杂的人物故事去重新整理和评价历史，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并获得反思历史的机会与展望未来的可能性。在命运的播弄和历史的夹缝中，人性的卑微和屈辱在小说家的故事叙述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学家对历史时代的描述不同，小说的历史叙事既有丰富的生活细节，人性的可能性想象，也有超越于时代政治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甚至是哲学的思索和启示。小说家与社会历史学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需要直接回答他的社会诊断，一切皆在人物、故事、场景等想象之中，充满模糊意味的隐喻和人物故事孕育着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小说历史叙事的目的就是把读者带回到历史之中，重新回望并思索历史，在文字的缝隙中，找到人性的多重可能性和历史的某些症结。

《蛙》就是这样的一部充满历史叙事魅力的小说，小说穿行在建国后的历史时代之中，小说叙述的是关乎国人生活重要方面的生育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是必要而成功的。中国又是一个有生育传统的国家，计划生育国策与国人的香火观念、生育权利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当代中国生育问题对国人的生活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严重的人口问题。生育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政治，也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人口数据的变化，也是饱含着普通老百姓血泪情感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以深深的责任感，看到了这样充满悖论的历史现实。

《蛙》的难度在于计划生育是一项无可质疑的“国策”，表现这样的“敏感”的社会题材，是不能超出这个基本前提的。如何处理这样的重大题材？其文学的意义在哪里？莫言的处理方式是以大跨度的历史年代进行对照，书写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响，以人的命运变化写历史，以生育线索为中心串起了人物的爱情史、社会生活史、阶级斗争史、心理发展史、精神血泪史，以毛茸茸的人物故事呈现充满悖谬的历史黑洞和人性本色。姑姑（万心）是小说的主人公，50年代国家提倡生育人口，姑姑是一个接生能手，接生了数千个婴儿，是受高密东北乡人敬重的圣母般的人物。在阶级斗争年代，姑姑因为恋人飞行员驾机投敌受牵连，她成为社会的专政对象，受政治打击和身心摧残。在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姑姑是一个优秀的计划生育干部，她铁面无私，为工作鞠躬尽瘁，万死不辞。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为革命工作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她为维护国家的法律，赴汤蹈火般地迎接一个个的任务。这是个为时代牺牲的人物，在她光辉的历史下，她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重重伤害。作为计划生育干部，姑姑成为非法生育妇女的敌人，头上被人打棍子，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身上有很多伤疤，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给她最沉重的精神负累的是她逼死了几个怀孕的妇女，被人诅咒。她的晚年是在“罪感”中度过的，一个人仿佛受了历史的欺骗，陷入矛盾的撕扯之中。她害怕青蛙，隐喻了她一生所背负的罪恶之源。姑姑的精神矛盾分裂症是时代造成的，它隐喻了历史现实对个人的巨大伤害。这个曾经的“政治斗士”，其悲剧如小说的叙述人蝌蚪所说的，她“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但姑姑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斗士”，她医术精良，很有同情心，她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在看到违法怀孕的小孩出生的时候，她作为妇科医生的本能也会被唤醒，甚至在面对母牛难产的时候，她也会出手，她还不止一次地无私地将自己身上的血输给病人。这样一个充满精神光辉的人物，最后变成了剧作家蝌蚪代孕生子的帮凶，曾经的正直品格，完全化解了。姑姑的人生命运和精神心理变化质疑的是时代对个人的压迫，在大时代中，个人不过是一枝随风的芦苇，姑姑是时代观念的受害者，是历史运动的受害者。

除了姑姑，小说中的蝌蚪、小狮子、陈鼻、王肝等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蛙”所象征的生殖文化在当代社会左右了众多人物的命运。蝌蚪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最终也成为“香火”观念的不自觉继承者，追随姑姑战斗了一生的小狮子充当了观念的帮凶。高密东北乡最漂亮的姑娘陈眉外出打工在一场大火中被毁了面容，被迫与人代生孩子充当“孕奴”为父还债，又被出尔反尔的袁腮等人欺骗，精神上饱受摧残。王肝、王仁美等女性在国家、家庭、历史所构成的复杂困境中作为生育的“容器”丢掉了生命，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小说还写出了不同时代的历史黑洞。在50年代，人物为了生存，竟然吃煤。旧式接生婆对农村生育女性的身体伤害是惨无人道的。在文革时代，历史的荒谬一再地呈现出来，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就会宣判一个人有罪。文革中黄秋雅与姑姑的相互揭发，无中生有的造谣揭示了人性的丑陋。被“专政”的干部杨林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改革开放年代，人们因为计划生育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政策执行者和非法生育者之间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执法者用拖拉机拉倒房子，以围追堵截的方式强迫那些怀孕的妇女放弃生育，执法者成为国家专政的暴力机器，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和人命让人触目惊心。那些体制上的疏漏和政策执行上的随意性，更是一笔难以清算的糊涂账，这是小说中揭露的“黑孩”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人口中，没有她这个人，她是‘黑孩’，那时候有多少这样的‘黑孩子’，没人统计过，但估计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批‘黑孩子’的户口问题，在一九九〇年第四次普查人口时终于得到了解决，为此收取的超生罚款也是个天文数字，但这些钱到底有几成进了国库，也是无人能算清楚的糊涂账。最近十几年来，人民群众又制造了多少这样的‘黑孩子’，估计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现在的罚款额比二十年前高了十几倍，等到下次普查人口。如果‘黑孩子’的父母们能把罚款交齐。”在市场经济时代，生育也带上了市场经济的色彩，“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代孕背后的黑幕交易，钱权勾结，草菅人命，无耻欺诈，是对体制的挑战和对人性尊严的践踏。